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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臥室與科學家暢談 自稱身上的“猴氣”使然

2010年12月14日09:05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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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曾說:“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這“猴氣”,在生活上可以理解為厭惡和極力掙脫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的習性,表現為隨性和浪漫等。

  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這三位科學家,他們既是“中國科學界的標杆”,又是三位紅色科學家。其中,李四光、錢學森是新中國成立后回國的,竺可楨則是滄桑鼎革之際毅然留下來的。隨后,他們都擔任了新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領導工作,生前都得到過毛澤東的多次接見。

  新中國兩代科學家的典型代表

  毛澤東對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這三位科學家十分關切。尤其是李四光,他所從事的工作是石油勘探、制造原子彈的鈾礦石的勘探、地震預報等,毛澤東稱他為“李四老”,還曾邀請他到中南海懷仁堂一起觀看豫劇《朝陽溝》。1969年5月19日,毛澤東和李四光單獨談話,話題涉及宇宙數億萬年間的事情——天體、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等,在談到太陽系的起源問題時,毛澤東說:“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論還有點道理。”他還說自己很想看看李四光寫的書,希望李四光找幾本書給他,並請李四光幫他收集一些國內外的科學資料。當時,李四光問:“主席想要讀哪些方面的資料呢?”毛澤東隨即用手在面前畫了一個大圈,說:“我就要你研究范圍裡的資料。”后來,李四光就把自己寫的《地質力學概論》、《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些什麼?》等,以及老地理學家章鴻釗的著作《石雅》,一並呈送給毛澤東。為了節省毛澤東的時間和精力,李四光非常仔細地整理了一份資料,其中融合了地質學說中各種學派的觀點以及自己的評論。在此基礎上,李四光一連寫了7本書。李四光每寫完一本,便叫秘書馬上送到印刷廠去用大字排版,親自校對,然后呈送給毛澤東。這就是1971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一書,它也是李四光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錢學森是新中國的“兩彈元勛”之一。他曾是毛澤東身邊的“第一貴賓”。1956年2月1日晚,毛澤東設宴招待全國政協委員,在審看宴會來賓名單時,毛澤東用紅鉛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從第37桌勾到了第1桌,特別安排錢學森和自己坐在一起。毛澤東對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等十分感興趣,稱錢學森是“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周恩來抱病從北京飛到湖南長沙向病中的毛澤東請示工作,當時周恩來遞交給毛澤東一份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毛澤東說:“不看了,但是我想起兩個人,一個是錢學森,一個是侯寶林,請你查查人大代表裡有沒有。如果沒有,就把他們補上。”錢學森后來回憶自己和毛澤東的交往時說:“在1956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毛主席第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教導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東西,總是在同舊的、衰亡著的東西斗爭中生長起來的,並要我培養一些青年科技人員。在這年毛主席主持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辯証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親臨中國科學院科學成果展覽會,毛主席第3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楨同志和我。這是我第4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斗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

  至於竺可楨,就在1964年毛澤東在臥室約見他的前一年,1963年第5期的《人民畫報》封面上,便是一幅竺可楨翻閱地圖的大照片。《人民畫報》封面刊登大幅的人物照片,又是一位老科學家,這在當年是非同尋常的。

  無疑,三位科學家的業績,是中國石油、國防、農業等事業的集中體現,而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又正是新中國兩代科學家的典型代表,毛澤東選定他們並與之會見和會談,顯然也是有他自己的考慮的。

  竺可楨提出農業生產建議毛澤東閱后激動不已

  這三位科學家,李四光生於1889年,竺可楨生於1890年,兩位都是老科學家,錢學森則生於1911年,是后起之秀的科學家。

  他們都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特別是李四光、竺可楨兩位。李四光曾是“現代評論派”的一位成員,竺可楨曾是厭惡黨派政治的純粹學者和教育家。在他們的思想當中,主要起作用的,是曾流行於中國思想界的自由主義和“科學救國”思潮,以及傳統的“賢人政治”,等等。當然,他們也都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抗戰勝利不久,周恩來主持中共南方局大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在重慶成立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第一屆理事長是竺可楨,監事長是李四光。1947年,竺可楨擔任校長的浙江大學學潮迭起,“於子三事件”更把浙江大學推到了“東南民主堡壘”的風口浪尖。當時,李四光也正在杭州養病,他曾表態支持學生運動的正義性。

  這三位科學家,也都是新中國科學事業的領導集團成員。當年,竺可楨還與吳有訓、陶孟和等,致函趙元任、趙忠堯、李方桂、張香桐……動員他們回國,錢學森則是當時眾多回國的科學家之一。此后,李四光率先於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錢學森是翌年加入的,竺可楨則是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作為著名的中國科學家,他們在國際上也享有盛譽。1960年,英國皇家學會的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3卷扉頁上表示說,這本書的出版是獻給李四光和竺可楨的,由此可見其聲譽了。

  1963年1月16日,竺可楨出席了中國科學院黨組擴大會議,闡述了科研工作如何支援農業生產的意見。會后,為了以實際行動支援農業,在當年8月利用休假時間,撰寫了題為《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的論文。這篇論文詳細分析了中國氣溫、降雨量和太陽輻射3個氣象要素的特點,指出了增加糧食生產的有利條件和可能性,並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具體建議。毛澤東在國家科委的內部刊物上閱讀了這篇文章后,激動不已,遂擬約見竺可楨,以及李四光和錢學森這三位科學家。

  這就有了1964年毛澤東在臥室中約見三位科學家一事。之所以是在臥室裡約見,是因為竺可楨、李四光、錢學森都已是共產黨員,也就不必拘束,進而可以暢所欲言了。同時,毛澤東在床上與科學家暢談,也是他自稱其身上固有的“猴氣”使然。毛澤東曾說:“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這“猴氣”,在生活上可以理解為厭惡和極力掙脫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的習性,表現為隨性和浪漫等。比如這次約見,四位主客,毛澤東是1893年出生的,較李四光、竺可楨都要小,按常理他應該取恭敬之狀才是,然而,毛澤東這次卻是縱情而談。也就在這次約見中,毛澤東毫無拘束地向三位科學家了解並與之討論了一些科學問題,也對三位科學家發表了自己對許多重大科學問題的意見。他熱忱希望三位科學家為攻克科學技術尖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貢獻自己的才能。

  和毛澤東分工管天的科學家

  1964年2月6日下午,三位科學家被先后邀請到中南海豐澤園。在毛澤東的臥室裡,他們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事后,三位科學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對這次接見有過一些回憶。

  關於這次接見,李四光曾對他的女兒李林回憶說:“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許多科學的情況,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了解得透徹入微。在他的臥室裡,甚至在他的床上,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哪兒。談的范圍很廣,天南海北,海闊天空。”錢學森還寫了回憶文章,他談了“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斗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等等。

  他們3人中,隻有竺可楨留下了寶貴的當天的日記。他寫道:

  “1964年2月6日,下午1點鐘得毛主席電話,要我去中南海談話,並說隻約了仲揆和錢學森。我到中南海懷仁堂后的(乙組)時,見毛主席臥室兩間,外間擺滿圖書,內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擺滿圖書。他臥在床上與我握手后,床前已擺好3椅,我坐下正要問好,他就先說見到我關於《中國氣候的幾個特點》一文,並說農業八字憲法‘水、土、肥、密、種、保、工、管’外,還要加‘光與氣’。他對於太陽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為碳水化合物有興趣。未幾仲揆和學森來,就大家談地球形成之初情況,如何空氣合成了許多煤與石油,動植物如何進化。他又提到無窮大與微觀世界、正電子與反電子的辯証法。問錢學森反導彈有否著手,毛主席以為應著手探研。談到仲揆造山運動和冰川,因此談到地質時代氣候變遷與歷史時代氣候的變遷。毛主席又問到近來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3點告別。”

  翌日,竺可楨又在日記中記載了與毛澤東前日約見有關的內容:

  “7日,裴副院長(即中科院副院長裴麗生)來談,詢昨日下午毛主席談話情況。我告以經過情形,但我耳不明、且記憶太壞,所以未必全能記得。昨天所講可以看出:一是關於農業八字憲法,毛主席以為‘水、肥、土、密、保、種、工、管’八字憲法在農業方面照顧尚有缺點,應加‘光和氣’(日光和氣候)。次則關於反導彈問題,並盼能組織一個小委員會研究其事。”

  “昨天和毛主席談后,今日寫了封信給他老人家,並送他《歷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和《物候學》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問:‘你們有什麼著作?’交與沈文雄(竺可楨的秘書)由院送去。”

  有的文章還更詳細地敘述了當時毛澤東和竺可楨的對話,即毛澤東對竺可楨說:“你的文章(《中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寫得好啊!我們有個農業‘八字憲法’,隻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彌補了‘八字憲法’的不足。”竺可楨則回答說:“天有不測風雲,不大好管呢!”毛澤東又說:“我們兩個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來了!”   (文/散木)

  摘自《黨史博覽》2010年11月版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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