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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言論自由標准重新確立:誰讓霍姆斯法官改變主意?

作者:何帆  來源:看歷史

2010年12月13日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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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說過:“自由,至少意味著這樣的權利:別人不想聽,你照樣可以說。”然后,即使在以言論自由著稱的美國,確立訴說別人不想聽內容的自由,其實也經過一段漫長的道路,而期間經歷過的峰回路轉,與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的思想變遷有很大關聯。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說過:“自由,至少意味著這樣的權利:別人不想聽,你照樣可以說。”然后,即使在以言論自由著稱的美國,確立訴說別人不想聽內容的自由,其實也經過一段漫長的道路,而期間經歷過的峰回路轉,與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的思想變遷有很大關聯。

  霍姆斯生於1841年,哈佛畢業后應征入伍,在南北戰爭中受傷三次,僥幸生還,執業多年后,於1903年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那時,言論自由的含義仍十分狹窄。在霍姆斯心目中,保護言論自由,就是防范“事先審查”而已。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內洋溢著濃郁的鷹派氣氛,連“德國泡菜”也被改稱“自由卷心菜”,“法蘭克福香腸”則被改名為“熱狗”,反戰言論更是被拼命打壓。國會出台《反間諜法》,要求對任何反戰或“不忠誠”的言論定罪。

  1919年,三起涉及《反間諜法》的官司來到最高法院。三起案件的判決意見都由霍姆斯執筆。在“申克訴美國案”中,被告因寄送傳單給即將應征入伍者而被指控。傳單說,戰爭是資本家的陰謀,征兵侵犯了憲法基本權利。下級法院以違反《間諜法》為由對他們定罪。被告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此案的關鍵,在於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的言論自由是否應受限制,若加以規則,又應持何標准。霍姆斯認為:“即使是對言論自由最嚴格的保護,也不保護一個在戲院裡謊稱火警的人。”至於認定標准,霍姆斯指出,這要看“(那人)使用的言詞,就當時特定的環境而言,是否會造成一種明顯而即刻的危險,使得國會有權阻止惡劣后果的發生。”根據上述標准,霍姆斯維持了對三起案件被告的有罪判決。

  霍姆斯的判決貌似確立了新的言論尺度,結果卻令民權人士十分失望。因為“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標准本身也十分含糊。發布反對戰爭與征兵制的言論,真會導致戰事失利或人員傷亡這樣的危險麼?寄送傳單與在戲劇謊稱失火的行為,能做簡單類比麼?1919年11月,又一起《反間諜法》案件來到最高法院。在這起案件中,四個人因在樓頂散發反戰傳單被捕,其中三人被判20年監禁。人們預測,霍姆斯這次仍會贊成維持原判。

  最高法院果然以7票對2票維持原判,但是,霍姆斯這次卻投了反對票。他發布異議意見稱,“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標准固然正確,但還應增加兩個限定,即“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緩”。如果被告只是發送傳單而已,不可能立即引起軍工停產或士兵倒戈,就沒必要施以刑事處罰。他說:“國會不能禁止人們努力去改變這個國家的想法。現在,沒有人會認為百姓私下印行的傳單,會對國家軍備造成立即危險。……時間已經顛覆許多信念……這是一場實驗,正如所有生命都是一場實驗……當這一實驗成為美國制度的組成部分時,我們就應當警惕,防止試圖鉗制我們所痛恨並確信是罪該萬死的言論,除非這些言論導致迫在眉睫的威脅,以致需要限制它們才能挽救國家……。”盡管霍姆斯的意見隻得到路易斯·布蘭代斯大法官一人支持,但對美國的言論自由歷史卻產生了深遠影響,並成為延續至今的主流立場。人們禁不住要問,僅僅八個月時間,之前頗為保守的霍姆斯大法官,想法為什麼會發生了那麼大的轉變?

  一切都與一場相遇有關。1918年6月,霍姆斯因私出行,在火車上遇到一位名叫勒尼德·漢德的年輕法官。36歲的漢德是紐約州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剛剛審結著名的“《群眾》雜志訴帕騰案”。這起案件中,《群眾》雜志因抨擊戰爭與征兵制,被郵政局長阿爾伯特·波爾森勒令禁止投遞,雜志社隨即告上法庭。漢德法官不顧外界壓力,判郵政局敗訴,他在判決中說:“《群眾》刊載的文章雖對戰爭充滿敵意,也不當地鼓勵反戰情緒,但是,不管這些作品是適度的政治推論,還是過激、不當的謾罵,在美國這個以言論自由為權力最終根源的國家裡,個人都享有批評政府的權利……鉗制這些可能動搖人民意志的言論,無異於鎮壓所有敵對的評論和意見……言論隻有在直接煽動叛亂、反抗等行為時,才構成間諜類犯罪,如果把合法議論當作挑唆煽動,就是驅逐了民主政治的守護神,是最大的不寬容。”在當時的氣氛下,漢德的判決顯然需要很大勇氣,但很快被上訴法院推翻。略有些沮喪的漢德利用與前輩霍姆斯邂逅的機會,暢談了自己對言論自由限定標准的看法,霍姆斯對此未置可否。

  離別之后,漢德致函霍姆斯,再次闡述了他對言論自由與政治寬容的看法。霍姆斯倒是迅速回了信,卻把話題扯到另一起案件上。三起《反間諜法案》終審判決后,漢德又針對判決內容寫了回信,他說:“隻有構成直接挑唆時,言論自由才應受到限制,但是,什麼是直接挑唆,不應該交給陪審團判斷,因為這類案件發生時,民眾的情緒容易激動,對陪審團的公正會造成很大影響。”此時,霍姆斯已讀過漢德在“《群眾》雜志案”的判決意見,他復信稱:“我所說的‘明顯而即刻的危險’,和你所說的‘直接挑唆’沒有本質區別,我搞不清咱們倆的分歧所在。”

  這一時期,哈佛大學教授澤卡賴亞·查菲也開始就言論自由問題發表觀點。1919年6月,查菲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戰時的言論自由》一文,贊賞霍姆斯提出的“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標准,但也就這一標准的明確性和可操作性提出批評。而查菲的觀點,與漢德信中提出的標准,正好不謀而合。霍姆斯注意到了查菲的文章,認真閱讀之后,他結合漢德信中的觀點,開始重新思考“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標准的合理性問題。有趣的是,查菲之所以發表那篇文章,完全是受漢德“《群眾》雜志案”判決意見的啟發。在后來給漢德的信中,他還專門強調了這一點。

  霍姆斯修正后的意見,贏得人們無數贊譽,他本人也被稱為重新確立言論自由標准的功臣。而漢德卻很少談及自己在這起案件中的作用,他后來成為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法官,並在這個位置上退休。1961年,漢德去世時,與霍姆斯被並稱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四個法官之一。這四個人中,隻有他沒有出任過最高法院大法官。幾年后,聯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正式認可了漢德在“《群眾》雜志案”中提出的言論自由認定標准。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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