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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這些“真相”不存在

別把《水滸傳》當真實的歷史

劉博 楊柳/著

2011年03月10日12:40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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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地說,《水滸傳》是一部寫“土匪強盜怎麼形成”的書。有不少人把它當歷史看,事實上,嚴格地說,《水滸傳》連歷史小說都稱不上,只是一部虛構的演義小說,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謂“演義小說”,指的是小說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歷史上的確有過,但有相當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卻是編造出來的。換言之,《水滸傳》這部演義小說只是歷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書寫得太好了,以至於讓后人以為這就是歷史,而真正的歷史反倒隱退了。

  “一百單八將”原型隻有三十六人

  《水滸傳》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單八將”,個個形象鮮明,故事生動。但是,與史書對比,其中隻有三十六個人物是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其余七十二個,大都是創作出來的,純屬子虛烏有。

  據史家考証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間,確有宋江其人及其領導的梁山泊起義,這就是淮南地區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的歷史事件,但不像《水滸傳》所寫的有一百零八將,也沒有那麼多生動的戲劇性場面。這三十六個人在正史書沒有客觀具體的記錄,大部分是根據民間傳說再加工而成的,這樣一算,整部小說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於山東西部,原是個很小的湖泊,后因從五代到北宋期間黃河多次缺口泛濫,它與四周的許多小湖泊匯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縱橫八百裡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錯,蘆葦縱橫,並有許多天然小島,形勢險要復雜。當時許多破產農民、漁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緝追捕的逃犯藏匿於此,成群結伙,靠進行一些“非法”的活動營生。有若干股勢力日益增大,人數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敗、盤剝與壓迫的武裝斗爭和農民起義。宋江起義軍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義的導火線是宋朝廷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宣布將整個梁山泊八百裡水域全部收為“公有”,規定百姓凡入湖捕魚、採藕、割蒲,都要依船隻大小課以重稅,若有違規犯禁者,則以盜賊論處。貧苦的農民與漁民交不起重稅,於是在宋江等人的領導下,鋌而走險,憑借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形,阻殺前來鎮壓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堅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義,隨后離開梁山泊,轉戰於青、齊、濮各州之間,官府也才開始注意到這支起義軍的存在,並下令“(京)東、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撫山東盜宋江”(見《皇宋十朝綱要》)。該起義軍最終以被官府招安結束。

  宋江起義規模到底有多大,從《宋史·侯蒙傳》《宣和遺事》等的記載看,隻有三十六人。據郎瑛《七修類稿》載,這三十六人為: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武鬆。

  這個名單有一個可疑之處就是,作為一次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僅三十六人就“橫行齊魏”,官兵數萬人不能抵抗,這是不可能辦到的。因此有人認為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義軍大小領袖的總數,也就是說與宋江一起舉事起義的三十六條好漢,后來每一個好漢統率一支部隊,但為了方便起見,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稱呼,這種解釋倒也合理。那麼,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到底有多少人?由於史無記載,確切數字無法統計,推測至少應有數千人。

  史書記載宋江起義有三十六位英雄,為何到了《水滸傳》卻變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許是作者“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類稿》載),使小說更添傳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於流傳。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發生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數百次之多,宋江起義只是其中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時編印出版了《宣和遺事》,把宋江起義史事演義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現《水滸傳》,將宋江起義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動感人,因而使這次原本平常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但是,小說雖與歷史有聯系,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這是我們看《水滸傳》時所要注意的。

  宋江是否征方臘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麼事情?小說中,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鎮壓方臘了。方臘起義是與宋江起義幾乎同時發生的一次農民起義,從起義規模和影響上講都比宋江起義大得多。

  關於此說,史書中也有相似的記載,如《續資治通鑒長編》《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以及《大宋宣和遺事》都稱宋江投降后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宋江從農民起義領袖變成了屠殺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銘》中卻明確地說,折可存是在征方臘勝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換言之,宋江沒有征過方臘。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學界爭論不休。由於這些史書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學家,基本上是當時人寫當代史,因此,多數學者認為宋江投降、征方臘的記載不會有誤,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銘記載可能會失真。

  然而,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卻發現宋江征方臘一說疑點重重。

  前述史書中雖然提到宋江滅了方臘后,被封為節度使,但沒有具體的時間。此外,《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皇宋十朝綱要》等書都提到,宋江曾經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臘。然而,根據《宋史》,宣和二年宋江還沒有投降,又如何去征方臘?這一資料顯然不准確,至於宣和三年,從《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這可以從下面兩段文字中得到印証。

  《宋史·徽宗本紀四》中說:“(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臘陷婺州(浙江金華),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興宗擒方臘於清溪。”

  這段記載對方臘失敗、宋江起義的時間、地點都記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臘起義,先后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處,正激戰中,宋江於1121年起兵犯淮陽軍。到了四月,方臘起義失敗。

  至於宋江何時投降,上面這段中沒有具體的日子,倒是《宋史·張叔夜傳》中對宋江投降的經過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張叔夜在連雲港南面的海州當知州的時候,宋江等人在黃河的北邊起兵造反,佔領了十個郡,官軍不敢抗拒。聽說宋江等人將要到海州來,張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賊兵涌到海濱,於是組織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隊,在城邊和海邊埋伏,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誘敵。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戰,張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燒了。宋江的義軍沒了退路,失去斗志。這時候伏兵乘勝攻擊,宋江損失慘重,退路又被切斷。在這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不得不率眾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記載雖然沒有詳說宋江具體什麼時間被誘捕,但粗略推算一下,從他於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著又犯京東、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后被誘捕,總需要一兩個月時間,這樣就到了四月份,此時方臘已經全軍覆沒了,宋江不可能參與征方臘。

  《東都事略·徽宗紀》中倒是明確說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臘被擒以后的一個月,當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臘了。遺憾的是此書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記載著生擒方臘的將軍是宋代名將韓世忠,這說明平方臘戰役和宋江並沒有什麼關系。

  可見,宋江征方臘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麼,宋江最后是什麼結局呢?

  有人懷疑宋江投降后被殺。例如宋代學者洪邁的《夷堅乙志(六)·蔡侍郎》中記了一件頗有神話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被罷官,后因背上疽瘡發作,死了。沒過多久,他所喜歡的一個叫王生的人死而復生,自言他在冥界見到蔡居厚正在受懲罰(冥譴)。蔡居厚讓王生回來轉告其妻說:“我如今隻理鄆州事。”夫人慟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鄆州當差時,梁山泊五百名叛賊受降,你去把他們都殺了,我當時屢屢勸你不要這麼做,你就是不聽。”

  有人據此認為蔡居厚所殺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堅乙志》成書於乾道二年(1166年),離宣和六年(1124年)不過四十余年,盡管所述故事是道聽途說,而且“冥譴”之說也荒誕不經,不過“殺降”一事大概不是虛構的。

  但是此書與史書在時間上又有極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間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濼(梁山泊)賊五百人,既而悉誅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確實是宣和三年在山東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殺的也應該是另一支土匪或起義軍。也有人據此推測說: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運不會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濼賊五百人”更好。不過推測不等於就是事實,這裡隻能“聊備一說”而已。

  總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后,如何結果,已經無法考証了。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歷來研究者說法不一。在中國大陸最流行的說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卻標明著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兩個人。

  其實,早在明、清兩代,關於《水滸傳》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就有如下三種說法:

  一、羅貫中撰。這種說法不見於任何一種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這種說法最早的兩種版本出現於明末崇禎年間。

  三、施耐庵、羅貫中合撰。有這種題署的版本最早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歷年間。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也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二人合著的。不過他認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寫的,后五十回才是羅貫中續的。所以他要“腰斬”《水滸傳》,並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發表這樣的評論: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裡群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丑也。”

  不過,金聖嘆並沒有提出他所根據的是什麼。

  一般的評價,有兩個共識:第一,都認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比《水滸傳》寫得好,特別是關於戰爭部分。《水滸傳》最擅長寫殺人越獲,但戰爭場面卻寫得極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羅貫中的手筆。第二,都認為《水滸傳》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寫得好。如果《水滸傳》的后五十回是羅貫中所續,不應該寫成這個樣子。

  可是,如果此書沒有羅貫中什麼事,為什麼又會出現他是此書作者的傳言呢?可見,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還有人認為施、羅都不是《水滸傳》的作者。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下面我們不妨梳理一下這二人的關系,試圖從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

  極少數的人認為施耐庵不過是個假托的人名。例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說:“疑施為演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據是最早出版的《水滸傳》簡本書上並沒有編著者署名,幾十年后出現繁本,不但內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這個作者,很可能就是萬歷年間繁本的修訂者,不過是編個人名隨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認為“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諧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編者羅貫中。

  今天的人無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學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為一部優秀作品的作者,本該是一件榮耀的事,怎麼會有人不願意署名呢?原來,這中間,有一個對“小說”的認識演變過程。

  在中國古代,“小說”算不得文學作品,“小說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說書人”,高級點兒的在茶館或“勾欄”也就是妓院裡說,低級的隻能在馬路邊說,跟叫花子差不多。給說書人寫“話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窮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煙鬼、酒鬼、嫖客、敗子。這些人幼年讀過書,懂點兒歷史,長大了闖蕩江湖,見多識廣,有的還特別善於言辭。落魄以后,無以謀生,就編一些歷史故事,要麼自己講,要麼把底稿賣給“說書人”讓人家去講。在這種情況下,小說家不但不敢爭版權,還生怕別人知道,壞了讀書人的“名聲”。在讀書人的眼中,寫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寫詩詞歌賦的才是“雅士”,寫小說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廬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學問不淺,官兒做得也不小,就因為寫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傳奇小說《剪燈余話》,結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還被取消了進入鄉賢祠的資格。

  在“正人君子”們看來,小說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責罵,還要受到天譴、遭到報應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余》中說,羅貫中因為編《水滸傳》,“其子孫三代皆啞”。清代的鐵珊在光緒十五年刊印的《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中已經到了不惜用造謠中傷來污蔑、侮辱小說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滸傳》,其子孫三代皆啞。袁於令撰《西樓記》,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盡而死。高蘭墅(高鶚)撰《紅樓夢》,終生困厄。王實甫作《西廂》,至‘北雁南飛’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聖嘆評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絕嗣。”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別號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憐儂、蘭陵笑笑生等等。《水滸傳》是中國最早期的白話小說,寫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強盜,宣揚“善殺人者即英雄”,鼓勵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寫不出山東話?

  還有一種觀點更有趣。有人認為施、羅是江浙人,而《水滸傳》中滿是山東、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羅不可能寫出山東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來看看施、羅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羅貫中歷史資料,少得簡直如鳳毛麟角,許多專家考証,甚至連考古學家也參加進來發掘,所得到的資料,有的模棱兩可,有的被批駁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說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號耐庵,原籍錢塘(浙江杭州)人或蘇州人,后來遷居江蘇興化或淮安,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與劉基同榜中進士,並與劉基結識,曾在錢塘當官兩年,后來退出官場,終生不再仕,立志著書。大約在1296—1370年間去世,著書的時間共有三十多年。終年七十五歲。著書的地點,傳說是在江蘇興化的白駒場。有一種說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與張士誠交戰,施耐庵為避戰亂,遷來白駒場西定居,此地現名施家橋。

  張士誠是元末泰州白駒人,施耐庵后來定居白駒,與張士誠可以說是小同鄉。許多有關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張士誠和朱元璋都想請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實,至少也有一定的歷史依據。還有人說施耐庵曾經當過張士誠的軍師,可惜張士誠目光短淺,不聽施耐庵的良策,於是施耐庵離開了張士誠,張士誠也終於被朱元璋打敗。張士誠的失敗,施耐庵一直耿耿於懷,覺得自己也有一分責任,所以他在《水滸傳》中特地把梁山軍師智多星吳加亮改名為“吳(無)用”,意思就是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幫助張士誠平定天下——是軍師無用啊。

  白駒場現在有不少與施耐庵有關的遺跡,如施耐庵陵園,還有施耐庵在白駒鎮寫作《水滸傳》的書齋。清咸豐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孫施涔將此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據稱當地施氏宗譜卷末有《施耐庵傳》殘頁,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傳》,即《水滸》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細校對,其中得到弟子羅貫中的幫助最多。從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來歲,比羅貫中小三十多歲,而且與羅貫中在福建見過面,所講的事跡,應該可信。但是據《水滸》研究者及考古學家們的考証,此文僅見於清代的施氏族譜,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沒有旁証,有偽造的嫌疑。

  后來又陸續發現各種有關施耐庵的資料,如清咸豐年間的《施氏族譜》、施家橋出土的《施讓地券》《施氏家簿譜》等文物,民間也有各種傳說。整合這些資料后,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彥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別號。祖居揚州興化,后來遷居海陵白駒,至順間“鄉貢進士”,流寓錢塘,曾入張士誠幕,張敗后隱居白駒著書,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死后骨殖遷葬白駒施家橋。

  關於以上推測,學術界尚有爭議。因為這些資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幾百年了,《水滸傳》廣泛流傳之后才出現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來看羅貫中。

  通常的看法是,羅貫中(約1330—1400年),名本,一說名貫,字貫中,號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說錢塘人或廬陵(江西吉安)人,終年七十一歲。也就是說,羅貫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歲,施耐庵中進士的那一年,羅貫中剛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羅貫中四十一歲。羅貫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國演義》外,還有《三遂平妖傳》《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粉妝樓》《宋太祖龍虎風雲會》等共幾十種。但是從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國》相差太遠,不大可能出於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羅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偽托。

  有人從語言方面分析,認為《水滸傳》中使用了大量山東、河南方言,據此認為《水滸傳》不可能是身居錢塘的施耐庵或羅貫中編寫。其實《水滸傳》中同時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薦、桶盤、做人家、做羹飯”之類。再說,水滸故事的來源是宋元話本,而話本的主要流行地區是河南、河北、山東,話本所使用的文學語言是當時的“官話”,即首都開封方言。因此,《水滸傳》中出現許多河南、山東方言語詞,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話本底稿的。因此,認為施、羅都與《水滸》無關的說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個謎。

  施、羅不可能同為作者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說羅貫中是施耐庵的門人。高儒《百川書志》說:“《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本貫中編次。”意思是說:《水滸傳》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編的,也可以理解為兩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對二人的生平考証屬實,那麼,二人同時著書似乎不大可能。從年齡上看,施耐庵辭官不做,開始著述時是四十二歲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經成熟了,這時候羅貫中還是個三歲的小孩兒。等到羅貫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說已經寫了近二十年,早應該定稿了。

  另外,羅貫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這從《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對比中明顯可以看出來。一般來說,老師的水平即使不高於學生,也不會相差太遠。羅貫中寫《三國》,戰爭場面寫得十分生動,地理位置也大都與實際相符,而《水滸》所寫的戰爭場面大都出於想象,有的近似兒戲,地理位置更是錯誤百出,是名副其實的“紙上談兵”。如果羅貫中參與《水滸傳》的“編次”,總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老師的作品錯誤百出而無動於衷吧?

  舉幾個典型的錯誤。

  其一,為了救宋江,兩百多梁山好漢來回六千裡路從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場。回來的時候,還收了四個好漢和近一千人馬,一路沖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軍事部署,寫出精彩三國戰爭場面的羅貫中怎麼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進和魯智深時,梁山泊出動七千大軍,來回三四千裡,半路上還劫持了欽差大臣的“金鈴吊挂”,最終平安回到梁山。這簡直是軍事神話。任官軍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讓宋江等人“橫行”到這種程度,否則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讓與他人了,怎麼可能持續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說中稱武鬆在滄州別了柴進和宋江,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路過陽谷縣時順便打死了一隻老虎(景陽崗打虎)。然而,這個路線犯有嚴重的地理常識性錯誤。清河縣在滄州的南面兩三百裡,陽谷縣在滄州的南面五六百裡,三個地方基本上是一條直線。武鬆本可以從滄州直接回到清河,沒必要“路過”陽谷縣。但是小說中,武鬆不但路過了陽谷縣還在那裡的景陽岡打死了一隻老虎,而后又折回頭回到清河縣。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綱”。書中說朝廷從大名府運送生辰綱到開封去,中途要經過黃泥岡、二龍山、桃花山等強人出沒的地方,導致生辰綱最后在黃泥岡被劫。且不說這條道路有現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沒必要走荒山野嶺。可見《水滸傳》對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錯誤。從山東大名府到開封幾乎是一條由北向南的直線路線,按小說的說法,生辰綱在黃泥岡被劫,這些地方都應該在大名府的正南、開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滸傳》中又說,黃泥岡在大名府的正東面,屬於濟州管轄。二龍山、桃花山和清風山同屬青州管轄,青州在濟州的東北,離大名府到開封的路線相距千裡。這顯然是作者地理知識不足造成的。

  書中類似地理和戰爭的硬傷還有不少,像這樣的錯誤,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戰事艱辛的羅貫中筆下出現。

  有一點要特別指出,即《水滸傳》中的地理性錯誤,隻錯在北方地區,到了后面,宋江大軍開到浙江去“征方臘”時,作者對浙江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杭州地區的地理描述,幾乎沒有錯誤。這也從一個側面証明,《水滸傳》的作者或編撰者是個沒有到過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這身份,與施耐庵、羅貫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對北方氣候的錯誤描述也可以証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風雪山神廟”那一場。當時林沖的住處被奸人所燒,林沖冒著紛紛揚揚的大雪,在嚴冬歲末走了十來天到了梁山。此時梁山泊不但沒有結冰,還“山排巨浪,水接遙天”,林沖還能夠坐著小嘍?劃的船上了梁山。這對千裡冰封萬裡雪飄的華北來說,簡直就是亙古奇跡!

  再例如,呼延灼用鐵甲連環馬進攻梁山泊一節,先不說這種連環馬根本不可能上戰場(隻要射倒一匹,其他馬就會受影響)。就是當時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馬匹都無法奔跑,哪裡還用得著徐寧的鉤鐮槍?連環馬極有可能是從岳飛拐子馬聯想而來的。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將以上種種觀點綜合起來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水滸傳》並非成於一時,也不是作於一人之手,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個進行編纂加工的“總其成者”,貢獻最大。至於羅貫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並且參與修改,鑒於書中存在諸多歷史、地理、氣候方面的錯誤,我們更傾向於認為,熟悉歷史、地理的羅貫中沒有參與其中。

(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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