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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聞天與外交部的運動

2010年11月04日10:16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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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張聞天與外交部的運動

  從張聞天回到外交部,各種政治和思想運動幾乎就沒斷過。而且環環相扣,這場運動沒完又開始了一場新的運動。有時還出現大運動套小運動,弄得人眼花繚亂,分不清楚。最近我同一些老同志聊天,發現誰也說不請記不全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一共經歷了多少運動,更不用說歷次運動的名稱了。對於這些運動,張聞天一直抱消極應付態度,因此也從來沒有要求我積極參加過,更沒有給我布置過什麼任務,這給我造成了個很有利的條件,可以做個逍遙派,能不參加就不參加,非參加不可的時候也是隨大溜。因為自從參加了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以后,我對后來的各種政治思想運動就一直沒多大興趣了,從來沒當過積極分子。下面就分別敘述幾次重要點的運動。

  從清查“胡風分子”到肅反

  張聞天回到部裡不久,就開始了清查胡風分子的運動。他沒有讓我做任何事,所以我對部內和社會上怎樣抓胡風分子,實際上並不清楚,到現在印象也還是模糊的。但是很快,運動就轉變為大規模的肅反,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而外交部不但知識分子成堆,而且出身經歷或社會關系復雜一些的人又比較多,自然就首當其沖。運動開始不久,我就隨張聞天去北戴河寫稿子去了。一個月以后回來,張聞天已發現肅反運動搞“左”了,不但懷疑對象太多、打擊面過大,而且還出現許多違法亂紀現象,如私開人家抽屜進行檢查,用“疲勞戰術”談話,甚至還有個別打人的。我一聽說,首先產生的一個感性認識就是:延安的搶救運動又來了。那次是由王實味引起,這次是胡風引起的。而且挂帥的又是主管宣傳教育、給人印象一直是極左的陸定一,心想這一下知識分子可要倒大霉了。張聞天經過了解情況后,就頂著領導上(陸定一和機關黨委)的“左”傾方針以至毛澤東的旨意(這時毛澤東正在批轉各地報告,推廣運動中反右傾思想的經驗),公然批評說“運動搞‘左’了”,“現在應該反‘左’,不是反右”,真有點抗旨不遵,同毛澤東對著干了的意味了。他宣布停止群眾性的肅反運動,轉入專案審查。在糾偏中還要求對錯斗的干部賠禮道歉,做好善后工作。他批評運動缺乏實事求是精神,說不能為達到中央控制指標的要求而硬湊數。對於運動成績的估計,他堅決不同意運動辦公室所寫總結報告稿中“成績是基本的”這一公式化的標准提法,認為“不敢正視錯誤,或縮小錯誤而夸大成績都是不對的”。由於爭論很大,總結拖了兩年才做出。但全國的情況可就大不相同了。這次在正統史學上不大提或盡量淡化的肅反運動,其實后果是相當嚴重的。卷進去四百多萬人,連陸定一都承認打擊面超過了毛澤東規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標。由於解放初期的鎮反和這次肅反,鎮壓和整錯的人太多,所以就成了后來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在大鳴大放中提意見較多的問題之一,結果一些人又因此被打成了右派。這也是運動環環相套的一個表現。

  說老實話,張聞天不光是對這次肅反運動有些不以為然,就是對在這以前的那些運動,如鎮反、三反五反、批《武訓傳》、批胡適,也都有點持懷疑態度。因為根據我的了解,在那些運動中遭到鎮壓和被整挨批的人,一大半也是搞錯了的。而且后來的歷史還一再証明,這種運動每次都和延安搶救一樣,在運動中表現越積極、整錯的人越多,反而越得到信任,提升得越快。這就是為什麼會造成“左”比右好的頑疾,還變成我們領導體制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不論什麼人和怎樣說,這個老大難問題總是解決不了。

  反右派

  1957年二月,我跟張聞天去東南亞視察使館工作。轉到印尼,國內就開始了反右派。周總理開始電召張聞天回國主持外交部運動。但是這時駐緬甸使館的問題還沒解決,而且看樣子,張聞天對於搞運動也沒興趣,所以他就請求視察完駐印尼和駐緬使館再回去。后來經過國內的一再電催,在駐緬使館的工作也大體上告一段落,他們夫婦才於七月中乘飛機趕回北京。當我們回到外交部,隻見大字報鋪天蓋地,反右派斗爭已經搞得熱火朝天了。由於我是黨組秘書,必須列席部領導的有關會議,所以大小會我雖然一言不發,但對運動情況還是了解的。

  張聞天回部主持運動,有些人已被劃成右派(包括浦山、俞林、薛謀洪、曹棉之、條法司的專家梅汝璈、凌其翰等)無法扭轉了。他接手召開的運動領導小組會,也都開過三十多次了。他在經過了解情況后,就開始設法降溫,盡量保護一批知識分子干部。在會上他就不止一次地說過,劃右派一定要慎重,不能把一般認識問題上綱成政治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如果一不慎重,給人戴上右派帽子,不但會斷送本人的政治生命,而且組織上也不好再使用他們,結果還不是給革命帶來了損失?他的辦法就是,對上(機關黨委)盡量應付,對下能拖就拖,總是說“再研究研究”。確實,當時的劃右派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意性。一個頗有才華或平時還算老實的人,隻因為響應號召,在大鳴大放期間,或者其他什麼時候,說了兩句被認為是出圈兒的話,於是就被戴上了帽子,一輩子受影響。例如我們回來后發現,西歐司專員盛之白(一位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干部)和美澳司專員俞林(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被打成了右派。原因是他們對干部的調動編了一個順口溜,寫成大字報。說是:“游擊隊長姚登山(姚為參贊,說他好像打游擊一樣,沒個固定地方),離開芬蘭到錫蘭(就是現在的斯裡蘭卡),芬蘭錫蘭都是蘭,隻差赤道北極圈。”等到整風轉入反右派,他們就被說成是惡毒攻擊黨的干部政策。但張聞天回來后,情況就變了,已很少再劃右派。如亞洲司專員謝爽秋,是個“三八”式的地下黨員,潛伏在國民黨的《掃蕩報》當記者,1944年隨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不知由於發表了什麼言論,亞洲司黨支部和群眾經過揭發批判,堅決要求給戴上右派帽子。但按規定最后定案必須經過部黨組審批,所以亞洲司會上會下多次提出,張聞天都以“再研究研究”或其他托詞給拖了下來,最后隻給劃了一個嚴重右傾,沒戴帽子。

  最有意思的是對陳翰笙的處理。陳是1925年的老黨員和著名學者,這時任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實際分工隻管一個南亞組,人數不多,又在另外一個地方辦公。他被揭發出來的“右派”言論可實在不少,只是影響的范圍小些,也就是所謂“民憤”不大。幾次黨組會上討論,一些人根據他的言論都認為應劃右派。張聞天雖然不主張劃,卻又一時想不出什麼理由,只是設法拖了一陣。最后他想了個辦法,說應該把陳翰笙當作黨內的民主人士處理,因為他長期在外邊,很少過組織生活和經受鍛煉,所以說話沒個准頭。大家也就接受了他這個不成理由的理由,決定不劃。陳翰笙后來常對人說,沒給他劃右派是周總理保下來的。這當然不是事實。其實他不了解,周總理對外交部肅反和反右派這類事情,除一般號召外是根本不具體干預的,連對長期在身邊工作的喬冠華和龔澎都不便出面保,何況他陳翰笙?直到很晚的時候,我才在醫院裡把實情告訴了他。

  喬冠華曾被陳毅在黨委會上說成他們家是裴多菲俱樂部,是右派的大本營等等。確實,喬冠華的“言行”按現在的說法也許叫做有點自由化的思想,但按反右派時候的尺度,還是夠嚴重的。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們家常聚集一些人議論天下大事,那些人回到本單位也繼續鳴放,其中好幾個后來就被劃成了右派。在喬冠華鳴放中就提過兩黨制的問題。意思是要有監督機制,如果搞美國式的兩黨制不合適,也可以在黨內搞成兩派嘛。他和夫人龔澎在反右派中出問題,除了思想認識外,也同他們心胸不夠寬廣、名位觀念過重有關。例如喬冠華對於他寫文章別人出面念就有些計較,認為是給別人作嫁衣裳了。所以1950年出使聯合國控告美國侵略,就和團長伍修權的關系沒搞好﹔朝鮮停戰和談期間又對李克農位居他之上感到不滿。又如黨的八大以后,他就幾次在我面前發牢騷說,當年他和胡喬木是並列的“南北二喬”,可現在人家當選中央委員還進了書記處,自己還是沒出息(喬到十大才當選為中央委員)。龔澎以前要求出國當記者,據劉英說,就是不安於老是當個新聞司司長。他們兩人,特別是喬冠華,有時還抱怨周總理在干部使用上壓(不提拔)跟他工作過的人,流露出一點不滿。這也許是喬冠華在“文化大革命”中栽跟頭的一個原因吧。

  對於喬冠華和龔澎的處理,可能是張聞天在反右派運動中最感棘手的一件事。一方面是來自下面的壓力很大。不少干部認為喬、龔的問題嚴重,紛紛議論說,一些受他們影響和鳴放期間去過他們家的人被劃成了右派,他們反而不劃,就太不公平了。龔澎所在單位一個副司長和她一個當年的燕京同學(也當司長),就是一再拿群眾有意見的話來催張聞天早點處理喬、龔的問題,還有幾次要我向張反映。但是,張聞天並不同意把喬、龔打成右派。估計還有一層周總理的關系。請示吧,明知總理不便表態,不是等於將總理的軍?不請示吧,違背組織原則,處理這樣一級干部怎能不通過黨組書記?所以他和劉英商量好的辦法就是拖,來個冷處理。一是拖過運動高潮,下面的反應就不會大了。二是等早已確定的部長陳毅正式上任,這樣也好轉圜。所以喬、龔的問題一直拖到反右派運動過去的1958年三四月才處理。陳毅雖然上綱很高(說成外交部右派的頭子、想黃袍加身之類),但還是同意隻給一個較輕的處理。每人隻給一個黨內警告,喬冠華還被撤消了黨組成員,龔澎下放勞動幾個月。由此可見,在反右派運動中,設法讓喬冠華、龔澎度過難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張聞天是頂著一定壓力,費了不少心血,盡了很大努力的。但是喬、龔二人卻一直認為,他們在反右派運動中受處分,是張聞天有意整他們。特別是廬山會議張聞天被打倒后,他們更公開地對人這麼講,還填到干部履歷表裡。最近幾年,他的夫人也著書立說,編造這段歷史,為喬冠華鳴冤叫屈。

  大躍進

  對大躍進,張聞天開頭還有點信,但很快就不但不信,還在自己的權限內設法抵制了。1958年秋天,我跟張聞天等人去河北省徐水縣參觀,看后不但沒有增強信心,反而對農村的“大躍進”一下完全動搖了。這也更增強了張聞天抵制大躍進的決心。他下令禁止外交部搞小高爐煉鐵,反對外交部搞公社化和部長們在大門口站崗。一次黨委會上討論起了公社化,機關黨委反映,文化部已經“化”了,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錢俊瑞等還在大門口站了四個鐘頭的崗,問外交部怎麼辦。張聞天說不要跟著起哄,外交部改稱“外交人民公社”還得通知各國政府,一定會在國際上鬧笑話。所以無論是“大躍進”還是公社化,外交部並沒搞出多少名堂。

(責任編輯:肖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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