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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沖及:辛亥革命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挖掘

金沖及

2011年02月16日08: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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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史學論著中寫得多的往往是重大歷史事件高潮時的情況。高潮自然是重要的,值得濃墨重彩地寫,但對高潮到來前如何一步步醞釀又並不那麼顯眼的變化注意得不夠……

  金沖及(1930—),中共黨史專家、辛亥革命史專家、孫中山研究專家,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兼職教授。著有《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等,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等,主編《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毛澤東傳》等。

  辛亥革命研究三十年來的成果,用“空前繁榮”四個字來形容大概不算夸張,它在中國史學領域內是相當突出的。

  辛亥革命史研究空前繁榮

  這三十年中,每隔十年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70、80、90周年的大型學術討論會,成為史學界公認的學術盛會,有人數眾多的海內外學者參加。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所編上世紀80年代《辛亥革命史論文索引》,收錄這十年間發表的論文篇目2400多篇。據《辛亥革命研究動態》統計,90年代在這方面發表的論文約4400篇。這些年出版了數以百計有關辛亥革命的歷史資料和研究著作,台灣、香港等地的研究工作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成果不僅表現在數量方面,辛亥革命研究不斷走向深入同樣有目共睹:在對這場革命運動發生、發展、勝利和失敗全過程的研究越來越細化的同時,研究領域和視野越來越寬廣,對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經濟、海內外立憲派的活動、清朝統治集團的狀況、西方列強的對華態度以及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變化產生的深遠影響等研究,都達到了相當深度。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被引入這個領域。

  歷史巨變承前啟后

  那麼,怎樣把辛亥革命研究繼續推向前進?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把辛亥革命放在近代中國特別是20世紀中國社會嬗變的大背景下來考察。

  大家都知道,20世紀的中國社會正處在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劇烈轉型期,處在從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轉變中,經歷了中華民族從苦難深重、瀕臨滅亡走向重創輝煌的歷程。這個過程決不是一步就能達到的,而是有起有伏。在這個起起伏伏的進程中有三次稱得上“歷史性巨大變化”,那就是結束幾千年君主專制制度的辛亥革命、新中國成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以改革開放為主要標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到來。

  能稱得上“歷史性巨大變化”的,當然不只是某個孤立事件,它總是經歷了長期的醞釀准備,是中國社會和內外環境發展到某個階段的產物,又在許多重要方面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狀況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對中國社會下一步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史學研究從來特別重視對過程的考察,探索歷史的變化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這個過程總是復雜的,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充滿矛盾中行進。辛亥革命80周年和90周年時舉行的兩次學術討論會規定的主題,一次是“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一次是“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都不是把辛亥革命看做孤立事件,而是把它看做“近代中國”或“二十世紀的中國”整個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來進行考察。

  政治史同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研究的關系

  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的辛亥革命,首先是一次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歷史發展中,經濟是基礎,思想文化往往直接支配著人們的行動,但政治事件對歷史產生的巨大作用無論如何是不能被忽視的。記得在一次南京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上,來自台北的“中研院”院士張玉法教授在大會上有個發言,大意說:我是比較多研究政治史的,近年來政治史似乎不太吃香了,這次我提供的論文特地選擇近代山東青島工業的發展作為題目。但一研究起來,德佔時期、中國收回后、日本佔領時期、抗戰勝利后,青島的工業狀況都有顯然的不同。政治一變,經濟跟著就變﹔政治一變,文化跟著也變。張先生這段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事實確實是這樣,八年抗日戰爭期間的經濟和文化狀況同抗戰爆發以前和以后顯然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和文化狀況同它以前和以后顯然也很不一樣。因此,在史學領域內,對歷次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包括對辛亥革命全過程的深入研究在內),始終是佔有重要地位的重大課題。並不因為提倡重視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就可以忽視政治史的研究。

  但是,隻注重對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而忽視其他方面,確實遠遠不夠。社會生活內容異常豐富,有許多側面。這些不同側面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如果不能把重大政治事件同當時國內外環境和社會結構、民眾心理嬗變的復雜大背景聯系起來考察,如果不能對導致政治事件發生的社會原因作出深入的解釋,便不能對事件為什麼會這樣發展而不是那樣發展有深刻的理解,對歷史的敘述也不能更有血有肉。

  要做到這樣很不容易。重大政治事件的歷史資料通常還比較集中,而社會結構和民眾心理嬗變的資料往往散見在浩如煙海的大量報刊、檔案、文集、回憶史料中。陳垣先生以前說,研究古代史時對史料的掌握要做到“竭澤而漁”。而從事近現代史研究時,面對的史料不是“澤”而是“海”,再勤奮的學者也往往有“望洋興嘆”之感。要從這樣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梳理清頭緒,經過綜合分析和比較研究,再現出一幅當年社會狀況和民眾心理嬗變的宏觀圖景,談何容易。它需要時間,需要經歷一個積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它的初期,出現“碎片化”和“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是不能過於苛責的。但這畢竟只是過程的起點,研究者心目中總還得懸著力求逐步還原宏觀歷史全貌的目標,懷著若干需要尋求答案的問題。問題越重要,越受到更多人關心,答案越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基礎上,取得的成績就越大。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綱挈領地說明唐代政治史中幾個關鍵性問題,至今研究唐史的學者,誰也不能繞過它而前進。這才是大師風范,令人欽羨。

  從事某些個案的具體研究自然是需要的,永遠是史學領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如果太多人長期停留在這一步,或者過分熱心於探討一些很細小的問題,使它處於史學研究的主流地位,確實也容易流於瑣碎,脫離歷史整體﹔甚至會以偏概全,看起來引証了不少資料,其實卻夸大了歷史進程中一些次要的現象,對重大的歷史問題得出未必正確的結論來。

  重視“中間分子”

  還有一個有關的問題:胡喬木和胡繩兩位曾多次強調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時要重視“中間分子”的問題。事實上,在各個時期始終堅定地站在進步或反動立場的人總是少數,中間分子卻是多數。他們平時在政治上比較沉默,當歷史大動蕩時又容易搖擺不定。常常在革命高潮時左派多,革命低潮時右派多,其實他們中的大多數原是搖擺不定的中間分子。而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人心向背大變動,很大程度上正是取決於這些人數眾多的中間分子態度的變化。我們對人物研究的重點常常隻放在居於斗爭雙方前列的那些著名人物身上,對直接影響大局變動的中間分子狀態談得很少。研究這個重要時期的歷史,如果面對大多數人的生活和思想狀況很少談到,無論如何總是一個缺憾。這可能也是今后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當然,這些“中間分子”看起來比較平凡,有關記錄比較少,但有心人如果選擇他們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留下的日記、書信、文集等作為典型剖析,加以綜合,仍可得知大概。除了個人以外,各個不同的社會集團在這個時期的狀態和他們地位的升降變遷也是值得研究的。

  與此同時,我們的史學論著中寫得多的往往是重大歷史事件高潮時的情況。高潮自然是重要的,值得濃墨重彩地寫,但對高潮到來前如何一步步醞釀又並不那麼顯眼的變化注意得不夠。拿五四運動為例,一般書籍和文章中對五月四日當天的集會、游行以至“火燒趙家樓”等情節都有詳細的敘述,但對這以前人數眾多的學生、市民的思想以至生活狀況,他們對待巴黎和會問題的心理狀態的逐步演變等講得比較少,而高潮的到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些最初並不顯眼的變化一步一步積累起來、到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大爆發的。套用哲學語言來說:談得多的是它發生質變時如何實現飛躍,而對導致這種質變到來的漸進的量變過程研究得不夠。這同樣是需要加強的。

  綜合研究辛亥革命史

  中國國土遼闊,各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很不平衡,社會結構、歷史傳統、民眾心理以至風俗習尚的差別很大。這些年來,對各省在辛亥革命時期的狀況已有不少研究論文或專著,這樣的研究進一步做深做細還有不少空間,而對這些不同地區加以比較,分析它們各自的特點,再進行綜合研究,更有許多工作要做。

  總之,辛亥革命的研究遠不是已經差不多了。這是一個富礦,有待進一步發掘的礦藏還很多很多。至於我們這樣年齡的史學工作者,可以說只是一些過渡時期的人。要討論對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顧和展望,我們大概隻能側重於“回顧”,對“展望”雖然可以發表些感想,卻未必再能做多少事,這一切隻能寄厚望於比我們年輕的史學工作者了。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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