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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沖及教授訪談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是“權力斗爭”!

劉立志

2010年12月09日10:00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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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些學者喜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這種看法,客氣一點地說也只是主觀臆測之詞,並不符合實際:一來,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二來,毛澤東當時如果要打倒某個或某些人並不困難,根本用不著“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

  金沖及,1930年12月生於上海,195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1984年起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改革開放以來,多次參與黨的重要文獻的起草工作。主編了《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鄧小平傳略》、《李富春傳》、《陳雲傳》等重要領導人傳記,影響深遠。在辛亥革命史、孫中山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共和國史等領域都有重要著作。

  到了這個年齡,為什麼還要自討苦吃寫這樣大部頭的學術專著

  問:十一假期, 我認真拜讀了您這部百余萬字、四卷本的厚重大作《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書中很多觀點讓人耳目一新。我特別想知道的是,您為什麼要下決心寫這麼厚的一部書?

  金沖及(以下簡稱“金”):我是在滿七十五周歲的第二天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說“動筆”,確是寫實,因為我不會用電腦寫作,隻能很笨地用筆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甚至連大段引文也隻能一個字一個字地抄錄。這樣寫了兩年多。到了這個年齡,為什麼還要這樣自討苦吃?從個人來說,大概有幾個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裡,我生活了超過七十年。和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經歷過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歡樂,也在不斷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說見証過這段歷史。這就產生一種沖動,想把自己親歷或知道的這段歷史記下來。雖然我也清楚,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難說自己的記述都是正確的。第二,命運使我成了一個史學工作者,從到大學歷史系讀書到現在已經六十一年。幾次工作崗位和任務的變動,使我的研究范圍恰恰是從晚清到改革開放這一百多年,有機會接觸到比較多的這段時期的歷史資料。過去做過的多是一個一個專題研究,到老年把它綜合起來寫成一本綱要性的書,條件是比較有利的。第三,動手時掂量過一下,自己的健康狀況和精力看來有可能寫完這部書,何況還有過去寫的一些東西可以利用。這樣,便下了決心。

  問:20世紀的歷史,既包括近代史,也有當代史。很多人都知道這樣一個說法:當代人不寫當代史,您是怎麼考慮的?

  金:確實,有朋友也曾勸我不要寫這部書,理由就是當代史也許隻能讓后人來寫,生活在今天的人寫起來難免有種種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這一點我也想過。我承認,當代人寫當代史總有他的時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許多隔一些時間能夠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論述時也更加放得開,並且會有許多新的視角。但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研究的依據隻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資料,而那時的時代氛圍、人際關系、民眾心理以及影響事態發展的種種復雜因素,特別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未必都在資料上記錄下來,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狀況和經驗去推想當年的事情,或者把個別未必准確的文字記載看作事情的全體,有時就顯得隔膜以致失真。應該說,當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時代局限性,誰也未必能代替誰。至於同時代人,由於各人的經歷和認識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緊,讀者完全可以用來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要寫出一本誰都完全同意的歷史書來,大概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問:您潛心研究歷史這麼多年,如今又寫出這樣一部20世紀中國史專著,您能否先宏觀地概括一下20世紀中國歷史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金: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在變化的規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紀相比。在這一百年裡,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深重的苦難。也是在這一百年裡,社會的進步令人目不暇接: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從學說變為現實﹔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席卷全球﹔社會經濟生活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突飛猛進,給人類帶來過去難以想象的進步。

  對中國來說,這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當這個世紀來臨的時候,西方列強的八國聯軍正佔領著中國的首都北京。以后,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大舉侵略中國,直到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亡國的陰影一直像噩夢般籠罩在中國人的心頭。在很長時間內,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牢牢地控制著中國,中國的經濟文化那樣落后,中華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譏笑為“劣等民族”。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連起碼的生存保障也沒有。這是一幅多麼悲慘的情景!經過半個世紀可歌可泣的奮斗,經歷重重困難和曲折,中國人終於站立起來,以獨立的姿態開始建設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這以后,又經過半個世紀的奮斗,經過種種困難和曲折,到二十一世紀到來時,中國的面貌已發生使世界驚訝的變化,正在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踏步前進。

  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始終貫穿的鮮明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中華民族面對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須分兩步走:后者是人們憧憬和奮斗的目標,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謂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無法逾越的。如果連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都無法做到,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分成兩半的話,前半個世紀,也就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主要解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問題﹔后半個世紀,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二○○○年,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國家走向繁榮富強、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問題。今天,它已毫無疑義地以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問: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在一百年內實現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這個變化是怎樣實現的?這中間有哪些關節點值得我們重視?

  金:這個變化不是也不可能一步達到,中間經歷過三次歷史性巨大變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這是一個復雜艱苦的探索過程。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都沒有前人留下的現成方案,一切隻能靠中國人自己在實踐中摸索前進。這個進程一直延續到今天,就像是一場毫不間斷的接力跑,后繼者總是以前人已達到的位置為出發點,隨后又遠遠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過的曲折也是后繼者的財富。它又像攀登一座高樓總是要從一個稍低的台階再跨上另一個更高的台階,不容許超越實際可能而一步登天。歷史就是這樣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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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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