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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被迫害的殘酷真相:40多天斷絕供水 救命藥一粒未留

顧永忠

2010年12月09日13:51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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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龍患糖尿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這種病雖然不能徹底根除,但並非絕症,隻要注意飲食營養,藥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轉或得到控制。林彪、江青一伙則針對他患病的特點,用殺人不見血的卑劣手段,在賀龍的生活與醫療上搗鬼。

1947年9月,賀龍與夫人薛明在興縣蔡家崖晉綏軍區司令部。

1966年4月,賀龍與薛明在成都。

 

 

    本文摘自《共和國元帥:賀龍的非常之路》,顧永忠 著,人民出版社 出版

 

  林彪、江青為了打倒賀龍,大肆造謠誣蔑,制造反革命輿論。

  在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誣告下,毛澤東對賀龍的信任開始動搖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

  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

  “……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

  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認為提出對賀龍立案審查的時機已到,他指使葉群於9月7日在中央的碰頭會議提出此事。

  葉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大肆攻擊誣陷賀龍。

  最后,她叫嚷:“賀龍問題嚴重,應該立案審查。”

  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對葉群的提議一致贊成並積極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陳伯達和葉群聯名,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賀龍的報告,經林彪圈閱后送到毛澤東那裡。

  報告說:“賀龍的政治歷史問題和陰謀篡軍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都很嚴重,需要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

  由康生任組長,楊成武、葉群為副組長。

  辦公室設在軍委,抽調10名軍隊干部組成專案組。”

  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

  當天,“賀龍專案組”正式成立。

  為了適應“文革”運動的需要,中共中央於1967年夏決定成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該組的領導成員,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

  “中央文革碰頭會”名義上由周恩來主持,實際上與會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林彪的親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實權,則由康生控制。

  因此,“賀龍專案組”成立,也意味著賀龍落到了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手中。

  從此,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公開地對賀龍進行迫害了。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下設3個辦公室。

  其中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負責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專案,由總參主要領導負責牽頭。

  “二辦”轄9個主要專案組,其中最大的是賀龍和彭德懷兩個專案組,他們都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但彭德懷早在8年前的廬山會議上被罷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軍隊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賀龍專案了。

  由於“賀龍專案”是軍隊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別重視,配備了很強的力量,由康生親自抓。

  除任命空軍政委余立金為組長外,還設3個副組長。

  11月8日,康生和葉群主持討論並批准了“賀龍專案組”“關於賀龍專案工作的設想”。

  他們指出:要把“投敵叛變”問題作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專案組在工作中“不要純客觀主義,要有傾向性”,“防止右傾”,“不要被同化”。

  緊接著,“二辦”主要領導和葉群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邱會作和賀龍專案組組長等參加,專門布置動員原紅二方面軍的干部揭發賀龍問題。

  “賀龍專案組”也迅速運轉起來。

  到貴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誣告賀龍企圖“投敵叛變”事再次進行調查。

  專案人員對被調查對象大搞逼供、誘供,甚至大打出手。

  賀龍80多歲的堂叔賀勛臣,被打得鼻子鮮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長沙,省參事室參事王尚質被逼得無路可走,跳樓自殺。

  結果還是沒有查到賀龍“叛變投敵”的任何証據。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驚全國的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簡稱“楊、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發出命令,撤銷楊成武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代總參謀長職務,撤銷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職務,撤銷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

  同時,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

  由於楊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辦”所屬各主案、分案組一律暫停工作,專案人員投入了揭發批判楊、傅在專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時,對“二辦”及“賀龍專案組”的領導成員作了調整。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葉群等人接手“二辦”。

  任命海軍政治部主任、軍委辦事組成員張秀川為“賀龍專案組”組長。

  4月18日,吳法憲對專案組布置任務:“賀龍是國民黨右派、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

  怎麼打倒?就是把敵人的罪狀挖出來,一定要用實際行動做到‘五個忠於’。”

  22日,江青、康生及“二辦”新領導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人接見“二辦”全體人員。

  江青像潑婦罵街一樣對賀龍大肆進行人身攻擊,她誣蔑說:“賀龍是個大劊子手。”

  康生陰陽怪氣地說:“我提醒你們,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地點,他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口對准了中南海……”

  半個多月后,康生於5月16日再次到“賀龍專案組”,布置如何清查賀龍問題。

  他惡毒地誣蔑說:“賀龍不僅是國民黨,而且是土匪……”

  他還說:要“由賀龍的歷史投敵叛變,聯想到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絕不會沒有。

  可以歷史這個‘此’,到現實這個‘彼’,由這個問題想到另一個問題……”

  5月20日,毛澤東在接見在京學習班時,首次明確表示不保賀龍了。

  他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澤東這句話,康生控制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立即於6月14日作出決定,將賀龍由原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對象,實行監護。

  從此,周恩來再也無法保護賀龍,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魔掌。

  從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籌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加緊進行。

  林彪和江青為阻止賀龍參加九大,也加緊了對他的審查,企圖在九大前把賀龍問題定死。

  專案組原來想同賀龍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賊心虛。

  他們知道賀龍軟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過賀龍。

  為此,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決定:採用“背靠背”的辦法,由專案組提問題,讓賀龍回答。

  9月18日,賀龍突然收到中央軍委辦公廳的一封信。

  薛明拆開一看,原來是要賀龍交待歷史上的所謂“罪行”。

  這封信,實際是專案組以軍委辦公廳名義寫的,主要內容是:“南昌起義你干了些什麼陰謀活動?你要如實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樣派親信持密信向國民黨乞降的?”

  “1933年蔣介石派熊貢卿到湘西,與你是怎樣談判的?參加談判的是哪些人?最后達成了什麼協議?”

  賀龍將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媽的鬼!人都給我槍斃了嘛!栽贓,完全是栽贓!狗娘養的,這些人什麼事都干得出來。

  他們根本拿不出証據,如果有什麼証據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這些辦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統統都是假造的。”

  他們想“用毛主席的指示來壓我,完全是給我栽贓”。

  他像一頭被激怒了的雄獅,整天在房子裡來回走著,吼叫著,他不能容忍這種栽贓陷害。

  一連好幾天,賀龍憤怒的心情難以平靜,在房間內不停走動,有時走著走著突然坐到桌子旁,打開筆記本,反復寫著“冤枉”兩個大字。

  他說:“他們要叫我簽名畫押,我就寫這兩個字。

  要是槍斃我,我就喊冤枉!”情緒平靜下來之后,他決定奮起自衛反擊,要用事實來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謊言和惡意中傷。

  他向薛明講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歷:從1916年率領20個人刀劈芭茅溪鹽稅局,談到參加兩次北伐戰爭、參加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創建了紅四軍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談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傾路線的斗爭,及長征途中怎樣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斗爭﹔一直談到他一家五口:父親,姐姐賀民英、賀五妹,妹妹賀滿姑,弟弟賀文掌為革命犧牲,賀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敵人的屠刀下。

  敵人抄了他的家,燒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墳……講到這些,賀龍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他的生命同黨的前途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

  他說:“我本來就是在共產黨最背時的時候參加革命的,所以,多麼背時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當前“文革”運動的情況,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陰謀家得勢,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許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滿腔。

  后來,薛明把賀龍的詳細回憶,認真地整理出來,實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

  賀龍希望黨中央和毛澤東能看到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陽光一樣,謊言最害怕事實。

  康生和專案組對賀龍寫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專案組不能把賀龍寫的材料原件上報,他批示:“不摘要,不提問題,不說你們的看法,即送出傳閱,這辦法很不適當,望注意。”

  因此,專案組按康生的旨意,對賀龍寫的材料上報時隻作摘要,並談了他們的看法。

  報告中說:賀龍寫的材料“極力吹噓標榜自己,不交待實質性的問題。

  並有誣蔑、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同志處”,“態度極不老實……”

  康生看后,批示道:賀龍“極不老實”。

  “吹噓自己,掩蓋錯誤,不交待問題,我建議專案組仔細研究,尋找漏洞,現在不必傳閱,以免干擾。”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

  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

  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后,康生對賀龍專案工作抓得更緊了,多次聽取案情匯報。

  他說:“賀龍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二變’問題(即所謂歷史上‘投敵叛變’和現行的‘二月兵變’)。

  而歷史上的叛變問題的關鍵是1927年8月,賀龍給蔣介石、汪精衛、唐生智等人發過四封乞降電報,和1933年國民黨反動說客熊貢卿到紅3軍招降賀龍。

  這些問題是你們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專案組將上述兩個問題列為賀龍“叛變通敵”的核心,擬定詳細的審查方案,集中力量進行突破。

  與賀龍有關的其他分案也圍繞這個“核心”運轉。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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