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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應對斯大林之死:克裡姆林宮的思維難以把握

2010年12月10日15:56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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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死強化了美國對蘇聯意圖的疑慮。對中情局而言,問題在於斯大林的后繼者(不管是誰)是否會搶先發動戰爭。然而,該局對蘇聯的諸多猜想,不過是游樂宮哈哈鏡裡的映像罷了。

斯大林(資料圖)

  

    本書摘自《中情局罪與罰:CIA60年秘史存灰》,蒂姆•韋納著,海天出版社 出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時,艾倫•杜勒斯剛上任一個星期。幾天后中情局感嘆道:“對於克裡姆林宮的思維,我們沒有可靠的內線消息。”美國新總統艾森豪威爾很不滿意,怒道:“我們對蘇聯長期計劃和意圖的評估,都是根據不充分的証據所做的揣測。自從1946 年以來,所謂的專家都在放言高論斯大林一死會發生什麼狀況,我們國家該如何應對。現在他死了,各位不妨翻翻政府檔案,找找看我們訂了什麼計劃。我們沒有計劃,甚至不知道他的死會有什麼影響。” a

  斯大林之死強化了美國對蘇聯意圖的疑慮。對中情局而言,問題在於斯大林的后繼者(不管是誰)是否會搶先發動戰爭。然而,該局對蘇聯的諸多猜想,不過是游樂宮哈哈鏡裡的映像罷了。斯大林從沒有稱霸世界的大計劃,也沒有支配世界的手段。在他死后接掌蘇聯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一想到可能與美國發生全球戰斗便渾身“發抖”和“顫栗”。赫魯曉夫說:“他怕戰爭,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弱點,所以他不會做什麼可能挑起與美國大戰的事。”

  蘇聯的根本弱點之一是,日常生活的每一層面都附屬於國家安全之下。斯大林和他的后繼者都對保護國家疆界有著病態般的執著。先是拿破侖從巴黎長驅直入,接著是希特勒從柏林攻來,斯大林唯一一以貫之的戰后外交政策,就是把東歐變成巨大的人肉盾牌。他把全部精力用來暗算國內政敵的時候,蘇聯人民正大排長龍等著買一袋馬鈴薯。

  艾森豪威爾上台后,美國享有8 年的和平與繁榮,但這樣的和平是以節節攀升的軍備競賽、政治迫害和持久的戰爭經濟等代價換來的。

  艾森豪威爾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或顛覆美國制度的情況下對抗蘇聯。他擔心冷戰的代價會拖垮美國。若是依著軍方將領的方法去做,准會耗光國庫。於是他決定將戰略設立在核武器和秘密戰爭這兩大秘密武器的基礎上。它們可要比動輒數十億美元的噴氣戰斗機組和航空母艦便宜多了。憑著充裕的核武器力量,美國就可以嚇退蘇聯發動世界大戰,或者萬一戰事發生,也可打個勝仗。憑著全球秘密行動,美國可以防止“赤禍”蔓延,或者像艾森豪威爾公開宣布的政策那樣,壓制俄羅斯人。

  艾森豪威爾把國家命運押在核武器武力和諜報機關上,至於這兩者該如何妥善運用的問題,在他執政初期的每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上幾乎都會談到。國安會創設於1947 年,最初目的是要管理在海外運用美國力量的相關事宜,杜魯門執政時很少召開會議,艾森豪威爾則讓它起死回生,像將軍管理參謀人員般地經營它。艾倫•杜勒斯每星期從他那有點簡陋的辦公室走出來,坐上黑色轎車,行經破落的坦波拉裡斯大樓--威斯納和他手下秘密行動人員上班的地方,開進白宮大門。他坐在內閣會議廳橢圓形大桌旁,對面是他的國務卿老哥約翰•杜勒斯,還有國防部長、參聯會主席、副總統尼克鬆以及總統艾森豪威爾。會議通常都是以艾倫縱論全球熱點地區局勢作為開場白,接著話題便轉入秘密戰爭策略。

  莫斯科究竟有1 枚還是1 000 枚核武器

  艾森豪威爾一直擔心可能發生核武奇襲,中情局一直安撫不了他的心。1953 年6 月5 日,艾倫•杜勒斯在國安會上告訴他,中情局無法“透過情報渠道給他任何蘇聯突擊的預警”。幾個月后,中情局提出大膽猜測,認為蘇聯在1969 年之前沒有能力對美國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事實証明,這個估計與事實整整相差了12 年。

  1953 年8 月,蘇聯首次試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雖不是熱核彈,可也差不多了。中情局毫不知情,遑論預警。6 個星期之后,艾倫•杜勒斯向總統簡報蘇聯試爆情況,艾森豪威爾拿不准是否該搶先對莫斯科發動全面核武器攻擊。艾森豪威爾表示,看來“抉擇時刻已到,我們很快就得面臨是否立即全力攻擊敵人的問題”,國安會備忘錄如是記載。“他之所以提出這個可怕的問題,是因為現在徒然對敵人的能力不寒而栗,這毫無意義”,尤其是在美國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有1 枚還是1 000 枚核武器的時候。“我們全力維護一種生活方式,但這其中有很大的風險,亦即在維護這種生活方式時,我們赫然發現自己正訴諸危害這種生活方式的手段。總統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規劃出對付蘇聯威脅的方法,且在必要時加以控制,避免讓我們變成要塞國家。總統說,這是件兩難的事。”

  艾倫•杜勒斯提醒總統:“俄羅斯人很可能明天就對美國發動原子彈攻擊。”艾森豪威爾的回答則是:“我認為這裡沒有誰會覺得,打贏一場反蘇全球戰爭的代價高到我們無法負擔。”但這種勝利的代價可能是讓美國制度毀於一旦。總統指出,參聯會告訴他:“即使結果會改變美國的生活方式,我們也應該有所作為。我們可以征服全世界……隻要我們願意實行希特勒的政體。”

  艾森豪威爾原以為秘密行動可以處理這個兩難問題,但東柏林的一場激戰卻顯示,中情局沒有能耐和共產主義正面交鋒。1953 年6 月16 、17 日,近37 萬名東德人走上街頭,數千名學生和工人暴力攻擊壓迫者,他們焚燒蘇聯和東德共產黨大樓、搗毀汽車、試圖阻止壓扁他們精神的蘇軍坦克。暴動規模之大,中情局始料未及,也毫無辦法拯救反抗人士。威斯納原想要武裝東柏林人,幾經思量,還是躊躇不決。他旗下的解放軍毫無用處。他在6 月18 日這天表示,中情局“此時不宜妄動,以免激起東德人進一步行動。”暴動后來被鎮壓下來。

  隔了1 周,艾森豪威爾下令中情局在東德和其他蘇聯衛星國家內,“訓練及武裝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突擊或長期戰爭的地下組織”。命令還要中情局在淪陷國家內“鼓動鏟除傀儡官員。”所謂鏟除,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別無他意。然而,這項命令不過是無意義的表態罷了。總統已逐漸知悉中情局能耐有限。同年夏天,艾森豪威爾召集他在國安方面最信賴的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凱南、國務卿福斯特•杜勒斯以及退役空軍中將詹姆斯•杜立德(1942 年率隊轟炸東京的軍官)等人在白宮日光浴廳開會,請他們重新擬定對抗蘇聯的國家戰略。在“日光浴計劃”方案的最后,透過秘密行動壓制蘇聯的構想歷時5 載,壽終正寢。

  總統開始試圖改變中情局的運作方向,讓中情局到亞洲、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和殖民帝國垮台的地方去打擊敵人。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中情局在48 個國家進行過170 次大型秘密行動--美國間諜在對當地文化、語言或民族歷史不甚了解的國家,執行政治、心理和准軍事戰。

  艾森豪威爾在和杜勒斯兄弟私下聊天的時候,往往會作出秘密行動的初步決定。通常是艾倫向哥哥提出運作方案,再由福斯特在橢圓形辦公室喝酒聊天時向總統開口。福斯特帶著總統的批准和告誡,回頭找艾倫:別讓人逮著了。兄弟倆就在各自的辦公室、電話中、周日游泳池畔,或是和同為國務院官員的妹妹伊蓮娜對話中,敲定秘密行動的走向。福斯特堅信,美國必須竭盡所能,改變或消除不公開與美國結盟的政權,艾倫由衷附和。於是在艾森豪威爾的贊同下,兩兄弟開始重繪世界地圖。

  無能的人掌握大權

  艾倫•杜勒斯從上台伊始就廣為結交全美最有影響力的出版商和廣播公司,拉攏參眾議員,討好報紙專欄作家,全力打造中情局的公眾形象。b 他發現,知名度遠比審慎的沉默更加管用。

  杜勒斯與《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全國頂尖周刊的老板保持密切聯系。他撥通電話就可以更改突發新聞,把不滿意的海外特派員調離崗位,或讓《時代》雜志柏林分社主任與《新聞周刊》駐東京人員為其所用。對杜勒斯而言,向媒體提供新聞就是他的第二天性。當年,被多諾萬管轄的戰時宣傳機關“戰爭新聞處”的退伍軍人主導了美國大部分的新聞媒體。響應中情局電話的人則包括亨利•盧斯和他旗下的《時代》《生活》《財富》等周刊,以及《大觀》c《星期六評論》和《讀者文摘》等人氣雜志的主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最有權力的主管等。杜勒斯所建立的公關與宣傳機器,包含50 多家新聞機構,10 多家出版公司,還有阿克塞爾•斯普林格(西德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大亨)之流親口保証全力支持。

  杜勒斯希望外界他把當做專業諜報機關的高明大師,新聞界也盡職盡責地塑造這種形象。要知道中情局檔案說的可是全然不同的故事。

  杜勒斯與副手每日例會的備忘錄中,把中情局刻畫成一個從國際危機搖搖晃晃走向內部丑事連連的機關:酗酒浪蕩、中飽私囊、集體辭職。中情局官員殺了英國同行,面臨殺人罪審判,該怎麼處理?瑞士工作站前站長為什麼自殺?秘密行動沒人才,怎麼辦?新任監察長柯克帕特裡克成了中情局壞消息(人員、訓練和表現不佳等等)的傳信人,他提醒杜勒斯,中情局在朝鮮戰爭期間聘用的好幾百名老練軍官辭職,而且“極其明顯的是,大多數人都是懷著對中情局極不友善的態度離開的”。

  戰爭末期,有一撥中下級官員有感於總部低落的士氣,於是申請並獲准進行內部民調。他們訪問了115 名中情局人員后,寫了一篇翔實的長篇報告,並在杜勒斯就任滿1 周年時完稿。他們提到“一個急速惡化的情況”:官員普遍感到灰心、迷惘和沒有目標。聰明的愛國之士帶著海外服務前景--“徹底的假象”--步入中情局,然后就被扔到沒有出路的職位上,當個打字員或傳信人。

  幾百名駐外人員回來后在總部閑晃了好幾個月,想找點新任務卻沒有結果。他們報告說:人事怠惰對本局所造成的傷害,已呈等比級數而非等差級數升高。每流失1 位因不滿或灰心而離去的良才,很可能意味著中情局失去了再次聘請2 ∼ 3 位(具有相同教育、專業或社會背景的)好手的機會……這造成的傷害可能無法彌補。

  中情局的年輕官員面對“太多身居要職卻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的人”,眼睜睜看著“驚人數額的金錢”浪費在失敗的海外任務上。威斯納手下的一位主事官寫道,他所經管的業務“大多效率不彰且所費不菲。有些業務目標根本不合邏輯,更別說合法了。因此,為保護內外勤的工作與聲望,總局的任務說得好聽點就是粉飾業務預算,以及利用夸大的報表來制造正當化的借口”。他們的結論是:“中情局充斥著庸才,甚至更不堪的人。”

  在這些年輕官員眼裡,中情局是個自欺欺人的情報機關。他們筆下的中情局是無能的人掌握大權,而真正有能力的新人卻被堆在走廊上當柴燒。

  艾倫•杜勒斯壓下他們的報告,依然故我。43 年之后,1996 年一份國會調查報告的結論說,中情局“持續面臨重大的人事危機,迄今未見任何連貫的方法去處理……今天中情局合格的主事官仍然不足,全球各地仍有許多工作站編制懸缺”。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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