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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治軍方略: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推崇的治軍之法

馬駿

2010年12月13日15:50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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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統帥們,在戰爭的實踐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學說作為建軍、治軍之本的軍事思想,對晚清及以后的軍事活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本文摘自《馬駿:晚清軍事揭秘》,馬駿著,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出版

 

    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統帥們,在戰爭的實踐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學說作為建軍、治軍之本的軍事思想,對晚清及以后的軍事活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 以忠君衛道作為建軍宗旨

  曾國藩繼承了傳統的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的說教。他推崇封建禮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衛封建禮教作為他的建軍宗旨。

  曾國藩的整個治軍方略,都貫穿著他所堅持的封建倫理綱常。他在組建湘軍時,其捍衛封建禮教的建軍宗旨,就在他出師衡州時發布的《討粵匪檄》一文中表達得異常明確。曾國藩十分了解中國士大夫乃至一般民眾的特殊文化心態,針對太平天國獨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維護名教,他說“自唐虞三代以來,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軍之所為,“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吾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他以此來號召那些受封建禮教熏染的士大夫們或從軍,或參戰,或出錢出力,支助湘軍,“以衛吾道”。曾國藩的動員令,確實起到了顯著的效果。一時間那些受封建傳統觀念熏陶的學人士子、農夫山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匯集在曾國藩的旗幟下,成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馬前卒。

  他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系等方面。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准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朴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裡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其后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2. 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系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敵。”

  戚繼光說過,練兵必從軍禮訓練入手,“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為始”。曾國藩十分信服這一原則,他在日記中寫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很明顯,曾國藩治軍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禮”思想貫穿於官兵的頭腦之中,把封建倫理觀念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起,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的關系彌補軍中上下尊卑等級關系的不足,來減少軍中官兵之間的摩擦和抵觸情緒。他說,軍訓之義有二: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營規是指點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規是指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若營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這樣,士兵也就會像子弟對父兄那樣忠義孝敬。對將帥的選拔和培養,曾國藩更是極力用仁禮忠信去進行訓導,使之成為忠將和良將,以無負君父、國家之望。曾國藩還強調,軍營主要是靠將帥的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以影響兵勇的言行。

  曾國藩還提倡“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他要求對軍隊進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士兵不尊重長官,下級不服從上級,這便是不忠的表現。“信”是處理協調同級關系的准則,曾國藩說,“信以施於同列”,就是要求將帥之間、兵勇之間能夠相互信賴,遵守信用,彼此團結,同舟共濟。他把“誠”與“信”相聯系,還說“誠便是忠信”,“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作為將帥的行為准則,曾國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鑒於湘軍中普遍存在的驕矜之氣,他對諸將帥還以“謹慎”二字相勉。他諄諄告誡部屬,務必守個“謙”字“慎”字,戒驕戒惰,從而避免打敗仗,招災禍。另外,曾國藩又強調了傳統的“愛民”說,要求將帥對兵勇以“仁禮”相待的同時,還要求軍隊對百姓以“仁禮”相待。他聲稱,“官不愛民,余所痛恨”,“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從曾國藩治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准則在湘軍中的實行,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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