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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縉不懂官場潛規則 直言無忌終被錦衣衛活活凍死

樊樹志

2010年12月14日16:03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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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把自己比擬為從諫如流的唐太宗,“聽者無所忤”﹔要求解縉成為直言極諫的魏征,“言者無所畏”。酷似乃父的朱棣,哪裡有這樣的雅量,不過是說說漂亮話而已。解縉信以為真,憑借他的才子習氣,口無遮攔,把政治當作學術,未免書生氣太足。

  朱棣把自己比擬為從諫如流的唐太宗,要求解縉成為直言極諫的魏征,“言者無所畏”。酷似乃父的朱棣,哪裡有這樣的雅量,不過是說說漂亮話而已。解縉信以為真,憑借他的才子習氣,口無遮攔,把政治當作學術,最后死於錦衣衛之手。



  解縉是明初聲譽鵲起的才子。萬歷狀元焦竑這樣評價他:“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這是把他和西漢文學家東方朔比較。和同時代人相比更是如此,焦竑說:“吉水解學士縉,天資甚美,為文多不屬草,頃刻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噪。時杭有王洪(希范),吳有王璲(汝玉),閩有王偁(孟陽),嘗謂希范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因為是才子,行事異於常人,洋溢著真性情,人們說他重義輕利,篤於故舊,樂於引薦士人,常對人說:“寧為有瑕玉,不為無瑕石。”這可以看作他的自況,是一塊有瑕的美玉,而不是一塊無瑕的石頭。“重義輕利,篤於故舊”的品性,自然是胸無城府,心無崖岸。人們出於景仰,向他索取詩文墨寶,每天絡繹不絕,他來者不拒,從無厭倦之意。友人提醒有些人不應當給予,他笑著說:“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一派名士風度。

  他歷事洪武、建文、永樂三朝,受到三位皇帝的刮目相看,居然在建文、永樂的鼎革之際屹立不倒,得以進入內閣參預機務,最終卻死於特務機構——錦衣衛詔獄,時年不過四十七歲,令人感慨系之。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考中進士,授予庶吉士之職。太祖朱元璋對這位青年才俊很是愛重,對他說:我和你從道義上說是君臣,從恩情上說猶如父子,你應當知無不言。他為皇帝的真心所感動,立即上了一封萬言書,大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意,言辭頗為直率尖銳。

  比如說:法令屢屢更改必然導致人民疑惑,刑罰太繁苛必然導致人民玩忽。從國初至今二十年,幾乎沒有不變的法令,幾乎每天都有犯錯誤的官員。經常聽到陛下震怒,鋤根剪蔓,株連奸逆﹔從未聽到陛下褒獎好官,並且始終如一。希望改變刑罰過於繁苛的狀況,遏制法外之威刑,流放十年就應當釋放,廷杖八十以后不得再加刑罰。

  又比如說:近年以來,監察機構的綱紀不嚴肅,官員們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不能激勵清要,提倡風採。監察御史糾彈官員都仰承皇帝密旨,每每聽到有什麼旨意,才上疏彈劾,目的是求取皇上的恩寵,這是小人趨媚效勞的雕虫小技。陛下何不肝膽相照呢?

  再比如說:由於官風不正,賢人羞於同流合污,庸人習其風流而樂此不疲,以至於是非顛倒,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吏部任用官員沒有賢否之分,刑部斷案沒有枉直之別。

  這些話直擊要害,卻沒有激怒朱元璋,為什麼呢?因為他講究技巧,把責任都推到臣下身上:“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朱元璋看了這份萬言書后,沒有光火,稱贊他“有才”,只是有點“迂腐”,“年少而語夸”,不過已對他刮目相看。而后他又進呈“太平十策”,批評分封二十幾個皇子為藩王的做法,指出:“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厲長吳濞之虞。”用漢初吳王劉濞發動七國之亂的教訓來提醒朱元璋。

  才子總是恃才傲物不知檢束,他竟然進入兵部索要皂隸(聽差),對兵部尚書出言不遜。朱元璋獲悉后說,解縉因為擔任“冗散”(閑散無權的職位),而有些“自恣”,命有關部門把他晉升為監察御史。

  有了這樣的經歷,他更加“知無不言”了。洪武二十三年,退休首相、韓國公李善長慘遭滅門之禍,解縉代替工部郎中王國用起草奏疏,為李善長鳴冤,言辭極為犀利:

  (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引者按:其子李祺娶公主為妻,成為駙馬),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使善長佐惟庸,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為此?

  說得入情入理,邏輯嚴密,把強加於李善長的罪狀——串通胡惟庸謀反——駁得體無完膚。然而滅門之禍既成事實,死者不可復生,他希望皇上引以為戒:“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朱元璋看了這篇奏疏,沒有暴跳如雷,而是“竟不罪”——沒有怪罪解縉,因為他自知理虧,無話可說。不過由此領教了解縉的厲害。不久,在召見其父解開時,說道:你的兒子大器晚成,現在不如歸去,多讀點書,十年以后再來大用,還不晚。他用這樣一種方式,把隨侍左右的解縉趕走了。

  八年以后,朱元璋死了,解縉回到京師,重返官場。由於以上過節,有關部門官員借口違反聖旨,而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棄亡母老父出行,將其貶官到邊遠地區,使得這位才子陷入了無邊的痛苦。他向禮部侍郎董倫寫信訴說衷腸:我率易狂愚,無所避忌,在奏疏中常常表達不同政見,比如反對分封諸王,比如為李善長鳴冤,遭到一些人的痛恨,企圖陷我於法。此次貶官遠行,“揚粵之人不耐寒暑,復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恆懼不測,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信寫得哀怨悱惻,低聲下氣,已經看不到昔日風流倜儻意氣揚揚的景況,前后判若兩人。他請求董倫幫忙,或調回北京,或返回家鄉。董倫是講義氣的,鼎力相助,向建文帝推薦,使他得以返回京師,出任翰林待詔。

(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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