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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鄧小平:在后毛澤東時代堅持了“大中至正”之道

——將革命與改革統一起來的鄧小平理論

吳新文

2011年02月21日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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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來,鄧小平的改革終結了毛澤東的革命,改革思維與革命思維存在著根本的對立。這種改革和革命的二元論其實是一種皮相之論,在鄧小平那兒並不存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總設計師”在他身上是完全統一的。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11年2月刊

  1993年7月7日,鄧小平在審閱其文選第3卷的若干文稿時指出:“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 第1362頁)當時他正在對十多年來的“立言”進行審閱修訂,這句話就是他對自己思想的總體澄清,可謂意味深長。

  在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正處於關鍵時期、各家各派竭力爭奪對鄧小平的解釋權的今天,准確而全面地理解鄧小平的事業和思想,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一項不容回避的理論任務。

  改革與革命

  文革結束后不久,鄧小平復出。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究竟向何處去,很多人都在觀望,間之以各種困惑、疑慮和期待。在中央高層和社會精英中,有兩派立場較為鮮明,一派試圖延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是以有“兩個凡是”之主張﹔而另一派則倡導 “非毛化”,徹底否定文革乃至新中國成立以后以后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另起爐灶,學習西方模式。

  面對這一情勢,鄧小平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看待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如何處理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如果按照“兩個凡是”派的邏輯,改革就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復出也沒有正當性。但如果同意“非毛派”的主張,改革就變成了另起爐灶,就會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現實正當性,進而危及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主體地位。因此要開啟改革大業,鄧小平就必須避免上述兩種極端。他是怎麼做的呢?

  鄧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歷史地位。他深情地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我們……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夸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8~149頁,下文簡稱為文選。)鄧小平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定位,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力地回擊了改革初期 “非毛化”的逆流。

  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不僅關乎毛澤東本人,而且更關系到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利益。否定毛澤東就會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會在人民中造成思想混亂,進而從根本上動搖改革的正當性,損害中國的大局。他特別強調,改革是對毛澤東的事業和思想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准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文選第2卷,第300頁)鄧小平是把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而加以崇敬和愛戴的,而把自己定位為“守成者”或“中興者”,堅決反對有人把自己凌駕於“開國者”、“老祖宗”毛澤東之上的僭越做法。鄧小平的這一表現,應該說是發自內心的。

  當然,鄧小平並不諱言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他在毛澤東生前就委婉拒絕了要他主持對文革進行總體肯定性評價的請求,后來又堅決抵制了試圖神化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論。但他也明確指出,分析毛澤東的缺點和錯誤,既要看到毛澤東的個人責任,更要分析產生錯誤的復雜歷史背景。他多次表明,在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中,自己也有份。那種將錯誤都推諉於毛澤東的做法是不合乎實際的。他嚴肅批評了對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批評“過分”、“出格”、“講得太重”的傾向,強調絕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澤東。

  鄧小平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上述評價,其目的是要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和極端個人崇拜、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同時又反對對毛澤東的無端攻擊和詆毀,以此凝聚全國人民的最大共識,為改革事業建構邏輯起點。完成了這一工作,就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推進改革了。

  改革啟動的一個重大標志,就是告別“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農村,通過廢除人民公社,逐漸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了廣大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在城市,改變原來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方式,簡政放權,推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核心的企業改革,增強企業自身的活力,同時強調市場調節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與此相應,對外實施全方位的開放政策,其重點是積極與港台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引進資金和技術,學習他們在發展經濟時的很多做法和經驗。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從經濟領域逐漸擴展到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一發而不可收,直至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態勢。

  在鄧小平的心目中,改革決非權宜之計,而是一項意義深遠的戰略,關系到中國未來永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大局。“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后的持續發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紀的前五十年。這件事必須堅決干下去。”(文選第3卷,第131頁)鄧小平在1985年所說的這段話,表明了他對改革的目標定位以及排除一切困難和障礙推進改革的決心。

  在改革的性質、目標和方向上,鄧小平的思路是明確的,是不允許含糊其詞的。但在改革的策略、手段和步驟上,則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允許試驗和調整,而不主張一刀切或畢其功於一役。發現錯誤就馬上改正,實在不行,還可以退回來。因此,鄧小平並沒有陷入那種“允許改革失敗,但不允許不改革”式的“改革強制”或改革的自我目的化。在主張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同時,他也允許那種懷疑改革的態度存在,允許觀望和等待,堅持不搞強迫和運動,也不搞爭論。用他的話來說:“願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文選第3卷,第374頁)

  表面上看來,鄧小平的改革終結了毛澤東的革命,改革思維與革命思維存在著根本的對立。似乎前者是小修小補式的、漸進的、繼承傳統的,后者是大開大合式的、激進的、否定傳統的﹔前者以建設為中心,后者以斗爭為要務﹔前者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群眾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總結和提升,后者則通過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改變社會,實現領袖的意志。革命和改革的對立或斷裂是目前左派和右派在解釋鄧小平時所使用的共同框架,不管他們對鄧小平的態度是褒還是貶。

  這種改革和革命的二元論其實是一種皮相之論,在鄧小平那兒並不存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總設計師”在他身上是完全統一的。改革的必然性不僅不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反而以承認這種必然性為前提條件。革命和改革都不是從抽象的觀念和原則出發,而是從應對中國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出發的。革命對現實問題的有效應對為改革應對新的問題提供了條件,同時改革也是要把革命的精神發揚光大。正是在此意義上,鄧小平才強調“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文選第3卷,第113頁)

  對於毛澤東主導的新中國前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鄧小平心中充滿了“了解之同情”。他多次贊揚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實踐,肯定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認為和蘇聯的斗爭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對於文化大革命,他也主張要進行歷史的、科學的分析。而且文革中黨和國家的工作也不是一無是處,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中國的大國地位得到了提升。(參見文選第2卷,第149、172頁)

  鄧小平強調改革的正當性,並不是以否定革命的正當性為代價的。他深知,革命和改革是前后相繼的關系,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改革的中堅力量是中國共產黨,而這些都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離開了革命,改革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否定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中國共產黨作為改革的主體地位就無法確立。

  不僅如此,改革和革命在性質上也有相通之處。鄧小平接著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的話,進一步發揮道:“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文選第3卷,第370頁)為了破除一些人對革命的狹隘理解,鄧小平還特別指出:“革命是要搞階級斗爭,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文選第2卷,第311頁)這樣一來,改革就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繼續革命”,是要在原有革命的基礎上完成其未竟的事業,同時減輕和舒緩革命帶來的陣痛。

  在對待歷史文化傳統的問題上,改革與革命也不是完全對立的。完全脫離傳統,改革和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鄧小平無疑從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汲取了很多營養,“小康”、“共同富裕”、“翻兩番”、“講信義”、“公道”、“長治久安”、“韜光養晦”這些鄧小平經常使用的語匯,在中國傳統中都有其根源。但毛澤東的革命也不是要斬絕與中國傳統的關系,他對那種脫離中國傳統和實際,言必稱“蘇俄”或“希臘”的俄化或西化傾向是非常厭惡的,早在上世紀30年代他就宣稱中國共產黨要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優秀傳統,倡導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民性的精華”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也沒有完全丟掉傳統,而是對傳統進行了新的建構和闡釋,特別是強調了傳統中法家的要素。總體上而言,革命和改革對傳統都是採取了“古為今用”的態度,認為並沒有一種現成的傳統可以照抄照搬,而是要從當下和未來的需要出發,創造性地建構傳統,為革命和改革奠定歷史和文化的正當性基礎。

  強調改革和革命的相通性並不意味著鄧小平否認二者在主題、對象、表現形式上所存在的差異。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人心惶惶,開創新局已成時代要求﹔而在國際上,美蘇爭霸俱顯疲態,第三世界力量開始壯大,世界性戰爭在短時間內爆發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和發展成了時代新的主題,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鄧小平最早意識到這一點,並敢於從實際出發,打破革命時代所形成的那些脫離實際的教條,及時調整工作的主題和重心,完成前人未竟的事業。這既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內在要求,又體現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實事求是”、“常變常新”、“折中損益”的智慧。鄧小平在這方面堪稱大師級人物。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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