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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從革命到啟蒙

祝東力

2011年02月22日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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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說:“80年代開花,90年代結果,什麼事都醞釀於70年代。”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藝活動大多處於“地下”:“地下詩歌”、“地下沙龍”、“地下畫展”,還有種類繁多、輾轉流傳的手抄本。這些思想和文藝活動,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於時代轉折的機緣才得以公開表達……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11年2月刊

  引言

  “紅衛兵—知青一代”,指的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謂的“老三屆”和“新三屆”,即1966~1968年間的高中、初中和小學應屆畢業生,特別以其中的城市人群為代表。限於主客觀條件,本文主要談“紅衛兵—知青一代”的知識分子群體。

  迄今為止,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裡,“紅衛兵—知青一代”在多個歷史時刻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了特殊的歷史角色,多次成為歷史的亮點,從1960年代(文革初期)到1970年代(四五事件),再到1980年代(啟蒙運動),直至今日,從而顯著地區別於他們之前、之后的其他世代。

  這裡的“代”或“世代”(generation),並非指一般以二三十年為間隔、自然延續的祖—→父—→子的代際劃分,而是指分享著相似的成長經歷和時代精神的年齡段相近的人群,西方社會理論稱為“文化世代”(cultural generation)。“文化世代”以重大社會事件或歷史運動為代際劃分的標記,例如中國近代以來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因此,有時屬於某一自然年齡段的人物,卻可能具有上一個或下一個“文化世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世代”是觀察歷史進程、剖析社會變遷的重要角度。中國最早選取這個角度的是魯迅。據馮雪峰回憶,魯迅晚年曾打算寫一部關於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從一個讀書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寫起,以此反映中國近60年來的社會歷史。這四代是章太炎一代,魯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和馮雪峰一代。文革結束后,著名思想史學者李澤厚區分了六代知識分子,在魯迅擬講述的四代之后,又提出了“解放的一代”和“紅衛兵的一代”。

  未來一二十年,將是“紅衛兵—知青一代”在公共領域的最后一個——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本文打算在李澤厚的基礎之上,從“文化世代”的角度,以知識分子為焦點,透視這一代人的生平和性格思想。

  這應該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五代人:從曾國藩到毛澤東

  宏觀地看,迄今為止,我們仍處在近代以來的歷史大周期內,因為近代以來,“應對西方資本挑戰”這個總主題始終沒有完成,始終沒有改變。

  晚清以來,面對這個挑戰,曾國藩(生於1811年,下同)、胡林翼(1812年)、左宗棠(1812年)、李鴻章(1823年)等“洋務一代”,提出的第一種應對方案是“中體西用”,其實質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到東亞的時代,以傳統皇權—官僚階級的制度文化吸納、統攝、駕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業文明——這是一項既空前也絕后的歷史任務。面對西方挑戰,“洋務一代”的感受是十分沉痛的。胡林翼目睹西洋火輪溯江而上,迅疾行駛,曾變色嘔血,幾至墜馬,不久即死於軍中。李鴻章則將西方挑戰概括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曾、胡、左、李等均接受了完整的傳統儒家教育,身處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所造成的內憂外患的局面中,從科舉士子進身為封疆大吏。他們的“中體西用”方案如獲成功,將是自西漢董仲舒、北宋程朱以來,儒學的第三次大綜合,東亞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也將改寫。但是,甲午戰敗斷送了這一綜合的嘗試,也使中國古典文明趨於解體,由此引發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

  康有為(1858年)、梁啟超(1873年)、譚嗣同(1865年)等“戊戌一代”,與孫中山(1866年)、黃興(1874年)、蔡元培(1868年)、章太炎(1869年)等“辛亥一代”年齡相近,他們同樣在洋務運動的時代環境中成長,初步學習了西洋科技知識和政治學說,並共同受到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只是由於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案,即改良與革命,並且由於歷史變革的進程總是先吃藥(保守療法)、后開刀(激進療法),先改良(體制內調整)、后革命(體制外造反),因此,“自然世代”相同的人群便分別屬於前后不同的“文化世代”。但是,“改良”和“革命”卻殊途同歸,都是無果之花——“戊戌一代”的變法不過百日,“辛亥一代”在革命成功后也迅即被邊緣化。兩個文化世代都未能成功建立攘外安內的有效模式。

  依托少數精英的方案——不論是封疆大吏(洋務),還是科舉士子(戊戌)或留學生(辛亥)——不能奏效,動員廣大群眾的方案便呼之欲出。而要執行這樣的方案,首先必須進行意識形態動員,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便成了中國現代史繞不開的下一個環節。

  陳獨秀(1879年)、魯迅(1881年)、李大釗(1889年)、錢玄同(1887年)等“五四一代”,成長於清末新政的開放環境中,大多有留學日本的經歷,學兼中西。他們面對辛亥之后、民國初年的社會政治亂相,痛感於換湯(制度)不換藥(人心)的現實,致力於對人心、意識、國民性的根本改造。這種對國民的意識形態動員,影響了他們之后的“革命一代”,即毛澤東(1893年)、蔡和森(1895年)、周恩來(1898年)、瞿秋白(1899年)、彭湃(1896年)等早期共產黨人,他們的確是“五四一代”的繼承者,是“五四之子”——1971年11月,暮年的毛澤東在一次座談會上仍然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

  “革命一代”早年接受新式教育,成長於民國初年的亂世,在五四時期的各種思潮中探索,並身體力行。這是真正原創性的一代,隻有他們才建立了有效模式:列寧式政黨、暴力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等等。毛澤東等作於東南,成於西北,先在江西,后在陝北建立了新國家的雛形。他們從無到有、開天辟地、文韜武略。正是通過“革命一代”創建的模式,中國才走出了近代困境,實現了國家獨立和統一,建立了現代國防和工業體系。晚清以來,幾代人一直在摸索應對挑戰的有效模式,洋務、戊戌、辛亥等均各領風騷、各具光彩,他們的摸索最終完成於“革命一代”,在他們手中開花結果。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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