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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記者 吳子桐

2011年02月22日16:28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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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証者”。他講論東西文化,投身鄉村建設,發起民主同盟﹔觀世變,憫蒼生,投袂而起。面對20世紀初民生凋敝、風雲變幻的中國,他何以疾呼“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是狷,是狂,還是最后一個儒家的使命感?

梁漱溟

艾愷

 

梁啟超致梁漱溟,1920年

 

  梁漱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証者”。他講論東西文化,投身鄉村建設,發起民主同盟﹔觀世變,憫蒼生,投袂而起。面對20世紀初民生凋敝、風雲變幻的中國,他何以疾呼“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是狷,是狂,還是最后一個儒家的使命感?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近日聯合推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本報記者專訪該著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愷(Guy S. Alitto)。

  讀書報:您曾在1980年和1984年兩次訪問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訪談內容以《這個世界會好嗎》為題出版,第二次訪談內容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題目是《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個世界會好嗎》的書名源於梁漱溟與父親梁濟的對談,那麼《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個名字是否也有典故?為何以此命名這本書?

  艾愷:1917年10月,梁漱溟先生在湖南目睹軍閥交戰、民不聊生的慘景,心中悲憫,寫成《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他自費印刷千冊散發,呼吁民眾自水深火熱中奮起:“余以為若不辦,安得有辦法。若要辦即刻有辦法。今但決於大家之辦不辦,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個個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為,而望誰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種救世濟民、舍我其誰的氣概,在20世紀激蕩的時代風雲映襯下,“最后一個儒家”的個人形象頗為凸顯。每每思之,都令人神往。梁先生一生的治學和實踐,都以這樣的儒者擔當一以貫之。有鑒於此,我和編者都認為以《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為題,最能概括梁先生在本書中所述行止交游的意蘊,最能代表梁先生以及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擔當和氣節。

  讀書報:1980年訪談時,您和梁漱溟先生聊到了中國的思想、梁先生本人的經歷與交游。1984年的訪談與第一次有什麼不同呢?您為何要進行這第二次的訪談?

  艾愷:我於1980年訪問梁先生之后,一直和他保持聯系。我心裡一直認為首次的訪談資料即為珍貴的歷史文件。當我愈往這方面思考,愈覺得梁先生是一位獨特的歷史人物,他的生命貫穿了20世紀前80年中國的每一個重要歷史事件。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証者!讀者若從梁漱溟似乎總是身處重要歷史事件之中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虛。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記得1900年義和團進入北京時的情形。事實上,當年義和團入京時曾立即給梁漱溟的個人生活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他當時正在一所西式學校就學,該學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詒孫先生經營,彭先生也是梁漱溟與我的訪談內容裡提到的第一個歷史人物。由於學校有西式課程(如英語和科學),義和團焚毀了學校,梁漱溟因此無法繼續就讀。為了不讓漱溟有機會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將他的課本全數燒毀。就在此事發生五年以后,梁漱溟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參加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義式的學生運動——抵制美國貨。又五年,梁漱溟加入同盟會,成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內容包括從事一些“子彈和炸彈行動”。一年后,他擔任記者,並在南京見証了中華民國的成立。又過了兩年,他和反對袁世凱的勢力接觸,直至他全心全意修習唯識宗佛學為止,他也因此成為20世紀初佛教復興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教書,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認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章士釗、毛澤東、熊十力、梁啟超以及其他當時中國重要的知識分子。

  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也和各式政治、軍事人物有所接觸,如李濟深、馮玉祥、閻錫山和韓復?等人。他甚至與許多愛好中國文化的歐洲人士結為好友,包括了衛西琴(Alfred Westharp)、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續對政治和社會事務傾注關心,他結交了幾乎所有的改革運動的提倡者,如黃炎培和晏陽初等人。他也認識了許多國民政府的官員。他去了延安並且與毛澤東對談。他參與創立了一個既非國民黨、亦非共產黨的政治組織,即日后的中國民主同盟。他於此過程中創辦了《光明報》。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緊接而來的國共和談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串他認識的重要歷史人物的名單以及他所親身參與的事件可以一直講下去,但是我感覺這已足夠証明梁先生是第一手歷史知識以及關鍵且獨特史料的來源,我因此決定於1984年繼續訪問他。如同首次,訪談地點在梁先生住處,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時間幾小時,共進行一個多星期,訪談過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記憶極為清楚。

  在第一次訪談中,我的問題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導,他在第一次訪談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對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觀點﹔在第二組訪談中,我試著引導他朝他和重要的歷史人物間的交往來作發揮,希望保存他能記住的任何東西。因此我在這次訪談中問的問題完全集中於梁漱溟漫長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認識並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這些訪談中,梁老輕鬆回憶起許多不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處世正直誠信,早為世人稱道,我想他斷不至於故意閃避問題乃至捏造回答。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歷史的另一項好處,它能盡量補充生活中各層面因未留下足夠文字記錄而產生的盲點或缺憾。這份訪談筆錄,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完全以錄音為准,段落文章亦未經潤色。當然,這也表明,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將難逃讀者的眼睛,想來甚感惶愧。

  讀書報:目前,口述歷史類書籍可算是學界和出版界的一個熱點。《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在某種意義上也屬於口述歷史,您認為這本書和通常人們所知的口述歷史類書籍有什麼異同?

  艾愷:《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並非“通常的”口述歷史出版品。以我所在的美國為例,口述歷史大體上有兩種形式:“大眾式”和“學術式”。在兩種形式中,又有一般群眾及歷史名人口述歷史的界線。第一個形態(包括兩種形式中的“一般群眾”方法)——“大眾式”口述歷史——強調自某一時間和某一地點著手來掌握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脈絡。

  斯塔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的專書具體表現了這種大眾式的口述歷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躍分子,也是一位記者。借1966年口述歷史的專著Division Street: America,他在美國及各國都聲名鵲起。(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內一條主要街道名。)該書出版未久即狂銷數百萬冊,它是特克爾出版的一系列口述歷史專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爾出版了第二本口述史著作:Hard Times,內容是描述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芝加哥。該書同樣造成了轟動。在這兩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爾賦予許多在“歷史”中沒有聲音的一般民眾以“聲音”﹔同時,他也很清楚地給他自己以“聲音”——盡管這些專著是根據錄音訪談而寫成,特克爾本人的政治和社會觀點卻透過一些技巧而得以清楚地呈現,包括他所問的問題、為了提示重點而引導談話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編輯過程,等等。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訪談內容以全然未經編輯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因此,內容難免會有些許重復,甚至有一至二處事實錯誤(書中已標注出來)。

  特克爾的著作是對20世紀50年代歷史學界興起的一種趨勢的反省。該趨勢的研究重點是由貴族(國王及將軍,即社會精英)向普通民眾以及“自下而上的歷史”轉移。相比之下,“傳統”的口述歷史研究以哥倫比亞大學於1948年設立口述歷史研究辦公室后所做的工作最為典型。該項研究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組織最龐大的歷史計劃,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傳式回憶錄的錄音。當我在1980年首次訪問梁漱溟時,他還不是太出名。在我的傳記出版前,在西方世界,甚至在中國,也很少有學者認真看待梁漱溟。即使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我開始頻繁訪問中國大陸時,大部分人還只是因為毛主席的有關著作中記載了毛主席對梁漱溟的批評才聽過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地方,當梁漱溟的名字出現在任何歷史著作中,他也總會無一例外地被歸類為“保守派”,甚至被貶低到“掃入歷史的垃圾堆”的那一類中,而和現今沒有任何關聯。

  第二個,也是最為重要的不同在於,在對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歷史研究中,受訪者本人非常清楚他們的自傳敘述是為了“歷史”所錄制。他們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編輯之后)的文件,這些文件可能成為歷史記錄的主要史料來源。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計劃為例,受訪人的某些預備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為“歷史”留下記錄。這些訪談資料具有一定的准備性、計劃性的特質。它們不但經過了仔細編輯,甚至給人留下准備出書前的書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訪談內容相較,我和梁漱溟間的訪談顯得更為自然,這是很清楚的。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計劃中佔有相對大的分量。而我和梁漱溟的訪談內容,當時無意以口述歷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的兩次訪談,我的動機主要有兩重。首先,我希望為我所著的梁漱溟傳記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資料﹔其次,雖然梁先生當時健康情形頗佳,神志清明,但畢竟年事已高,故我想盡可能保存他在漫長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貴經驗。

  但我當時無意對其進行編輯或入檔收藏,而這正是一般如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採行的模式。這些1984年的訪談資料歷經二十余年仍未經謄寫,尚保存於錄音帶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傳記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記手上保有這些錄音帶。直到最近,外研社請我將其整理出版。當我好不容易將這些錄音帶找出來后,發現其中有很多標簽已脫落,不易辨明錄制日期。我又一一仔細聽過,才得以確定它們的錄制順序。現在,我提供這些與梁先生的錄音訪談作為珍貴的“原版”歷史文件,希望能在更大范圍內為人所知道和保存,我也有意將其譯成英文並附加一些評論。在此,我要謝謝外研社與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這些文件有機會呈現在讀者面前。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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