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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刪的長征日記:鄧小平等人要開"公司"經營天下趣聞

2011年02月28日10:11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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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准點火把,不准照電筒,不准抽煙,不准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並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本文摘自《革命年代 》,高華著,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長征就已中外聞名,蘇聯和共產國際知道它,宣傳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西行漫記》)一書的廣為流行,對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訪莫斯科的毛澤東特別指示,對外發布任命張聞天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的新華社稿件,需標出張聞天參加過二萬五千裡長征。

  “長征”聞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極大關系。當時,還有一個由巴西共產黨領袖普列士得斯參與領導的巴西農民的長征,也很有名,但他沒有成功,巴西共產黨沒有開創出新局面,以后更沒有奪得全國政權,人們就忘記了它。紅軍到達陝北后,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陝北地瘠民貧,很難養活幾萬人軍隊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幾個月,情況更加艱難,所幸共產國際來了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迅速調整政策,經過紅軍東征、西征和建立與張學良、楊虎誠的統一戰線,才緩解了陝北蘇區的危機,打開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發展,“長征”就此天下聞名。

  現在我們知道,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敗而被迫轉移的,最初的目標是和紅二、六軍團會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線時稱之為:從冒險主義,保守主義,到逃跑主義,也就是說最初沒有“長征”的計劃,也沒有“長征”這個詞語。而國民黨從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將中共的長征誣稱為“西竄”。

  一直到1935年夏,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才出現“西征”這個詞,這還是紅四方面軍先用的。與此同時,陳雲到達莫斯科,寫了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這個詞,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刊物,傳到了中國。

  紅軍到達陝北后,1935年12月,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用“長征”一詞,他說:“長征是宣傳隊,是宣言書,是播種機,是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結束”,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也應了毛的一句名言: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本來,在長征結束后,黨的領導人就有計劃,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東征等軍事緊張,此議就被耽擱下來。到了下半年,全國的形勢有新的發展,兩廣發起反蔣運動,周恩來等對張學良的統戰已見成效,陝北的局面出現轉機,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和安排下前來陝北採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征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起征稿:“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採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隻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三個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陝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后由徐夢秋統稿,並撰寫《關於編輯的經過》,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証記》(又名《兩萬五千裡》)。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於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並陪同斯諾進入陝北蘇區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著名的時政文化雜志《逸經》上發表的《兩萬五千裡西引記》,成為在國統區發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容也是取之於這份書稿。

  徐夢秋這個人

  說起《紅軍長征記》這部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記錄文本,就不能不說到它的總編輯徐夢秋,他就是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多次提到的那個“紅色歷史學家”,可是他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徐夢秋是安徽人,於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后被派往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進入江西蘇區,曾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在長征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鋸掉,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是唯一的。眾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歲的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四老”,也沒有一個不是安全到達陝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吳玉章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沒有參加長征)。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對徐夢秋特別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蘇聯治腿。

  徐夢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軍的紅軍干部,1937年,組織上安排李玉南和徐夢秋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李玉南初不願意,后組織上對其進行勸說,要李玉南“為革命做更大貢獻”,才和徐夢秋結了婚,並隨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達迪化(今烏魯木奇)后,徐夢秋聽聞蘇聯正在進行大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蘇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鳴”,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代廳長及新疆學院院長,和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夢秋去蘇聯安裝假肢。后蘇聯方面因其傷重,又將其送往德國准備安裝假肢,行至邊境時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冬天,徐夢秋全家輾轉經哈薩克回國后滯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指示要重點營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國初,徐夢秋在重慶向政府自首,即被長期關押,政府給了李玉南一筆錢,讓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夢秋離婚,她告訴孩子們“父親是個壞人,要跟他劃清界限”。李玉南從此一直單身,其子徐維陶雖然成績優秀,但因其父的歷史問題“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幾次躲進山裡,也不知道徐夢秋是何時去世的。李玉南說過一句話:“長征是自由的,從此就不自由了。”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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