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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為何突然中斷?

東 輝

2011年03月01日09:5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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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沈誠又一次赴台北,探視久病不愈的蔣經國。病榻之上,蔣經國告誡沈誠:“我正研究他們來的那封信的處理問題。信已給老夫人(宋美齡)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決策。”

1983年4月,鄧小平和廖承志共商統一祖國大計。同年6月,鄧小平提出中國大陸和台灣統一的設想,台灣可以設立特別行政區,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

 

 

  本文原載於《文史精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持下,一系列開明的對台政策相繼出台,給台灣國民黨當局以巨大沖擊。對此,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也感受到了,並在其生命歷程的最后10年裡一直關注著兩岸統一大業,使兩岸關系有了重大突破。

  暖風頻吹:武力對抗在兩岸悄然消失

  新中國成立后,海峽兩岸長期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敏感的人們發現,已喊了30年的“解放台灣”的口號正悄悄地從新聞媒體中消失。1978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指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對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同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再次表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978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就中美建交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新的對台政策:“台灣是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我們希望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僑胞,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繼續做出貢獻。”這段答記者問的重要性,就在於中國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開場合沒有使用傳統的“解放台灣”的提法,反映了大陸對台政策即將作出重大調整。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中國共產黨糾正“左”的政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的眼光來面對歷史,客觀評價與國民黨有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為了貫徹全會對台政策變化的新精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79年新年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具體地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設想:停止炮擊金門等島嶼以結束兩岸持續30年的軍事對抗﹔兩岸通航、通郵和發展兩岸貿易的“三通”思想﹔對台灣當局的惟一要求是去掉“中華民國”的旗子等。1月13日,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會見日本參議院井廉議長時,詳細地解釋了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目的,並再三表示:“為了完成台灣同祖國大陸實現統一的大業,我們願意同台灣有關方面,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進行商談,願意同台灣展開各方面的來往,結束目前這種隔絕狀態。”

  1981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為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由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關於台灣的重要講話,即著名的“葉九條”。他真摯地表示:“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同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圖,為列祖列宗爭光,為子孫后代造福,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譜寫新的光輝篇章!”《告台灣同胞書》和“葉九條”發表后,廣大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採取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做法表示歡迎,要求台灣當局順應歷史潮流,對中共的和平舉動予以積極響應,結束兩岸軍事嚴重對抗狀態,走向統一。許多台灣同胞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寬厚的、具體的,照顧到台灣各方面的利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台灣媒體和民眾表示,國民黨對談判不必“深閉固拒”,國共和談不失為國家統一之手段,“不妨一試”。

  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國民黨當局也悄悄更改了對大陸的方針。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國民黨召開了第十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蔣經國主持大會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台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台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台灣永遠保持安定與進步”﹔並要求國民黨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后”和“以政治為前導,以軍事為后盾”等為最高指導原則。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復興建國”的大陸政策,並針對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將其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蔣經國並多次宣稱“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主要憑藉是三民主義而非武力”,“光復大陸並非要靠軍事手段才能實現,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統一“將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會和經濟方法來達成”。

  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和平統一台灣思想的逐漸成熟,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被代之而起的開展“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統一台灣的務實政策所代替。與此同時,國民黨在中共和平統一方針政策和島內外形勢的影響下,也開始調整其大陸政策,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的方針,從而使兩岸關系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面,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開規模宏大的紀念大會。會議召開之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發函邀請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他台灣各界人士參加紀念大會,請他們回大陸和家鄉看一看,並明確表示:蔣經國等先生來大陸和故鄉游覽時,“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歡迎”。

  在應邀與會的人士中,有一位來自香港的新聞界人士沈誠最為顯眼。他當時雖是《新香港時報》的社長兼總編輯,但卻很有台方背景。沈誠是蔣經國的同鄉,曾在蔣經國於抗戰時期苦心建立起來的青年軍中任師長,少將軍銜,到台灣曾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與小蔣淵源很深。退職后到香港辦了一家《新香港時報》,此次亦在應邀參加紀念辛亥革命紀念大會的嘉賓之列。但由於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誠對是否去大陸一度猶豫,后專程去台灣,向蔣經國當面請示機宜。蔣經國對沈誠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實際是同意沈誠去北京,而且還囑托沈誠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現場照片”。

  沈誠到了北京后,受到了熱情接待,並被安排到溪口一游,拍到了蔣介石故居和祖宗墳墓保護完好的大量照片。他在北京逗留期間,還受到了葉劍英委員長的接見。葉劍英同他探討了國共和談的可能性,並要他向蔣經國轉達中共的和談誠意。隨后,鄧穎超也接見了沈誠,探討國共和談問題。沈誠熟知蔣經國的態度,在回話中“暗示今天台北的氣候,還不是談判時機”。

  盡管蔣經國堅持“偏安拒和”的政策,但鄧小平、陳雲等中共領導人卻在各種場合表達了舉行國共和談的願望:認為現在“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隻有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並且能夠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如果堅持,客觀上是否能堅持住,這些就很難說。因此,要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在的時候,早做打算,果決心,先把國家統一起來”。這些發自肺腑的話,果被台灣以后的政治變局所証實。

  在中共的誠意面前,蔣經國又一次默許沈誠成為其探聽大陸政策的“密使”。蔣經國的這位原機要秘書就這樣走到台前,在80年代前期往返於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成為國共兩黨進行聯系和溝通的一個重要渠道。但是,此時的沈誠只是肩負著了解大陸對台的政策、動態的使命。蔣經國還沒有與中共和談的意圖。

  為呼吁國共兩黨進行和平談判,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致信蔣經國、蔣方良、蔣緯國等,呼吁台灣當局依時順勢,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的統一。信中說:“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余期期以為不可。”“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免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雲雲,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能共知,當斷不斷,必受其亂。”信中最后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

  廖承志的這封信雖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表達了祖國大陸10億人民盼望和平統一的願望。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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