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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來中國的對外援助:最多時佔國家財政支出7%(2)

錢亞平

2011年05月27日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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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到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最高時佔國家財政支出的6%∼7%”。

  中國的無私援助的確帶來了一定的政治效應,1971年,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將台灣當局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

  對此提案投贊成票的76個國家中,有51個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中國的受援國,也難怪毛澤東這樣評價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歷程:“我們是被黑人朋友抬進去的。”

  “躺在中國身上過日子”

  然而,遠超中國實力的援助漸漸難以為繼。周恩來的衛士喬金旺回憶,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旬加每次來訪,主要是伸手,給少了還不行。

  時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后來在回憶錄中也寫道,從1954年以來,我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在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元。

  與此同時,受援國對中國援助的物資卻肆意揮霍。耿?發現,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到處用來修建烈士紀念碑,阿爾巴尼亞2。8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萬多個,平均每兩公裡就有一個。

  但阿方領導人認為,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阿總理謝胡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謝胡陪同李先念訪問阿中南部費裡區時,在長達6個小時的往返途中,謝胡所談的內容全是要東西。阿爾巴尼亞向中國提出援建電視台時說,計劃在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后,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中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要說農村了。

  這種對受援國有求必應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質疑。1962年,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聯部部長的王稼祥,聯合一些部領導聯名給中央寫信,提議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應該“實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議中指出:“在我們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的條件下??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滿打滿算”。

  面對更多地區和組織隨意的張口伸手,周恩來也曾發話:“經過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對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對方情況的人員提出的援助要求,我們基本婉拒。”

  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嚴厲批判。

  踩了一腳急剎車

  “文革”結束后的1977年,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報告》,指出“建議今后如無特殊情況,援外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不超過4%為宜。”此時,中國對外援助才踩了一腳急剎車。中國援助的兩個最大受益國—— 越南和阿爾巴尼亞與中國反目為仇,中國於1978年7月撤回在這兩個國家所有援助專家。此時,中國國內開始認真考慮如何進行援助的問題。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過去“對阿爾巴尼亞、越南給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問題上,“具體辦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國得到益處。”

  1979年,中國援外金額佔財政支出的比率從1973年銳降至0。7%,這一變化背后,也蘊含著中國對時代主題的認知,“戰爭與革命”的邏輯顯然已不符合現狀,中國的援外進入戰略轉型期。

  1980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認真做好援外工作的幾點意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過去對外援助的種種弊端:“對外提供援助沒有堅持量力而行的方針,特別是對一些重點國家承擔的任務過重,不注意經濟規律,浪費比較嚴重。”

  中國對外援助開始進行試驗性的改革,當年12月試行“投資包干制度”,改變過去援助統一由中央部委總管的方式,開始嘗試將經援項目全部或部分承包給某一特定部門或地區。這一改革真正改變了外援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的性質。援助不再僅僅是政治任務,而具有了合同性質。

  以往,中國在提供援助上是一種單向的付出,且條件極其優厚,無償援助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貸款援助絕大多數是無息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也進行了調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樣、注意實效、共同發展”的內容,中國對外援助的經濟意義超越了對政治利益的訴求。

  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對對外援助進行一系列改革。1995年,時任外經貿部部長吳儀提出了“經貿大戰略”,把對外貿易、資本流動和國際經濟合作結合起來,運用國內外資金、資源和市場來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中國積極推動對外援助資金來源和形式的多樣化,同時兼顧受援國和中國雙方的利益。1995年之前中國用於對外援助的資金來源十分單一,從1995年起,除了政府財政提供的資金外,還增加了金融機構提供的具有援助性質的資金,這是以政府貼息優惠貸款的方式來體現的。

  此后,金融機構提供的優惠貸款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的主要形式,物資援助和現匯援助減少、成套項目援助比例上升,技術和智力援助取得較大發展,合資合作項目開始受到重視和鼓勵。商務部數據顯示,自1995年開始對外提供優惠貸款以來,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向76個國家提供了優惠貸款,支持項目325個,其中建成142個。

  中國的對外援助盡管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但從整體上講,對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為基本指導原則,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奠定這一基調的是周恩來。1964年,周恩來訪問非洲11國途中,在馬裡宣布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其中“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一直被奉為中國對外援助的“聖經”。

  1972年援建坦贊鐵路的一些專家因為“煙癮大”,津貼又少,曾提出向坦桑尼亞政府購買免稅香煙的要求,但周恩來知道后,堅決制止,並要求各專家組免掉的稅款,如數上交坦桑尼亞政府。

  在《中國的援助》白皮書發布會上,商務部副部長傅自應再次重申,中國對外援助堅持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但中國這一有異於西方社會的做法也遭致一些異議。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在提供援助時常常附帶苛刻的條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龐中英認為,中國“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慷慨”會讓納稅人有意見,因為老百姓不知道這些援助是否真正用之於民。更讓人擔心的是,如果對方政府或相關領導者貪污腐化,援助時還不附加條件,結果往往是中國出力不討好。

  這也正是西方對中國對外援助批評最多的地方。美國智庫對外關系理事會高級學者費恩波姆曾在《外交政策》發文稱,中國的援助或貸款從不過分關心減少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營公司的條件。

  但傅自應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採訪時反駁了這一看法,他認為,在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過程中,由於中國政府和受援國政府共同全程參與了這些援外項目的建設和實施,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一起所謂的腐敗行為。

  “在世界上許多不是受援國的國家,人均GDP超過3萬、4萬美元的國家,腐敗也比比皆是。”傅自應說。

(責任編輯: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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