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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毛澤東為何突然不再信任中央一線?

王海光

2012年12月28日15:20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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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劉少奇找機會向毛澤東作了檢討,毛澤東也表示了諒解,會議通過的《二十三條》完全按毛澤東的意思進行了修改,但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由此而產生的芥蒂,更加重了毛澤東對黨內產生修正主義危險的恐懼,毛澤東不再信任中央一線,並把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視線轉移到了劉少奇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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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在全國城鄉發動了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時中央具體指導“四清”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既對它的“左”傾錯誤的發展負有重大責任,又在企圖抑制“左”傾錯誤的進一步升級中與毛澤東發生重大分歧,成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一時期,錯誤和正確的東西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號下罩上了“左”的面紗。

一、劉少奇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初認識和“反修防修”的誤導

“四清”運動是毛澤東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的產物。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使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調整”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全黨的注意力迅速向階級斗爭方面轉移。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在國際上有著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大背景,在國內則有著黨內對“大躍進”嚴重后果認識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黨內所謂“黑暗風”、“翻案風”、“單干風”聯系在一起的。劉少奇與毛澤東嚴厲指責的這“三風”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與所謂“黑暗風”的關系更為直接些,與“包產到戶”也有不少瓜葛。毛澤東直接指責的雖然是鄧子恢、陳雲等人,間接的也包括劉少奇。

毛澤東對“三風”的嚴厲指責,具有階級斗爭的理論認識新高度。這就使黨內看待調整工作帶來的新問題的認識角度發生了轉化。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他不僅說自己對形勢的估計有些過了,對“三風”的指責也頗為嚴厲,並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准備資本主義復辟”。

劉少奇雖然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但他這時還沒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而是當作防患於未然的教育問題。他思考的重點仍然是如何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的問題。1962年11月12日,他同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各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談話說:十中全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將來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義?現在有人要搞,高級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我們現在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要大家注意,加強教育,將來曲折可能少一點。他提出執政黨建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基層組織問題,一個是干部問題。組織工作要正常化,黨沒有人管,黨不管黨不好,要有人來管。兩個問題,起作用更大、影響更大的是干部問題。要重新教育干部,選擇干部,鑒定干部,保証干部隊伍的純潔。總而言之,不要脫離黨員多數,不要脫離群眾……①劉少奇提出的措施是,不脫離群眾,干部交流,加強監察委員會,加強民主集中制。

1963年2月,中央召開了部署城市“五反”運動等項工作的會議。劉少奇在會上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斗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此時,他認為階級斗爭的表現“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②。把這些社會性的問題當作階級斗爭,在高度上與毛澤東所強調的“反修防修”的階級斗爭是有認識差距的。

毛澤東在會上說: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強調“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③。這話后來被概括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由於毛澤東突出地強調要抓階級斗爭,會議重心驟變,在城市“五反”的文件中加重了階級斗爭的內容,把階級斗爭的綱上得很高。這次會議標志著黨的工作重心在具體部署上開始從調整方向向階級斗爭方向的轉移。

 

(責任編輯:董倩超、肖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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