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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解密“黨員宋慶齡”:晚年很孤獨

2013年01月06日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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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幼馬1971年起開始擔任宋慶齡的私人攝影師。宋慶齡病重期間,他是宋慶齡寓所內唯一的一名攝影師。1981年6月4日,他護送宋慶齡骨灰到上海,參加安葬儀式。“在我逝去的年華裡,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擔任宋慶齡的攝影師。作為她的攝影師,我真實記錄了她最后的重要時刻。”

周幼馬,1943出生於延安,1991年入黨,全國政協外委會委員,馬海德基金會會長,國際共產主義戰士馬海德之子。延安時期,父親馬海德是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資料圖)

 

如今,生活在北京后海邊四合院裡的周幼馬,每天的樂事是接送孫子上幼兒園。在周圍鄰居眼裡,周幼馬早已成為“老北京”,他形容自己的晚年“就是一個標准的退休干部的生活”,平時參加政協的各種活動、寫寫文章,逗逗孫子,覺得生活很幸福。而了解周幼馬的人,都知道他和他的父親,兩代人有著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歷。

1943年出生的周幼馬,可以算得上是在延安窯洞裡出生的第一個外國人。他的父親馬海德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這位生在美國,當年只是想來東方研究熱帶病的洋大夫,最終卻成為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洋紅軍”,從此扎根中國。他曾與埃德加·斯諾結伴走進陝北蘇區,但出於保護,斯諾在自己撰寫出版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裡隱去了他的名字﹔他於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醫療事業做出了貢獻﹔他與宋慶齡有著50年的友誼,還曾因治好鄧穎超的病,被稱為“萬能醫學博士”。回憶父親的革命生涯,周幼馬感嘆不已,“講得越多,我越發覺得父親身上那種為國家和人民奉獻的精神,是我們難以企及的。”

宋慶齡引薦父親去陝北

周幼馬的父親原名喬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小時候,他家境貧寒,讀書非常用功。從小學到中學,他的學習成績一直是全校最優秀的。他16歲考入醫科大學,23歲(1933年)就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為了到東方研究熱帶病,在好奇心和探險精神的驅使下,他和另外兩名同學一起坐船來到了中國上海。

周幼馬曾聽父親講過,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十裡洋場,西方有的這裡全都有,卻沒有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對他們3個美國青年來說,掙錢簡直太容易了。他們先是在一家外國醫院工作,后來合伙開了一家診所﹔一年后,其余兩人回國,而馬海德選擇留下來。

在上海,馬海德認識了改變他未來人生軌跡的3個人:一位是美國記者、作家史沫特萊女士﹔另一位是上海租界督察、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第三位便是宋慶齡。“聽父親講,在一次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家庭舞會上,他對面坐著一位個子不高,卻非常美麗、高雅的女士。父親走上前去請她跳舞,后來才得知,這位女士就是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在他們的影響下,父親逐步轉變成為一名思想進步的青年。”

周幼馬說,父親是工人家庭出身,由於是外來移民,因而受到美國社會的歧視。當時西方正處在經濟不景氣時期,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正在完成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經濟蒸蒸日上。這一系列因素,加上在上海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使父親逐步樹立起了參加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服務的信念。也是從那時起,宋慶齡和艾黎成了馬海德最忠實的朋友和老師,不管風雲如何變幻,對父親來說,他們都是最值得信賴的人。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經過湘江血戰、艱苦的長征,來到了荒涼的陝北。那時,從司令到戰士,乃至隨軍家屬的健康狀況都令毛澤東非常擔憂。當時,紅軍中沒有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1936年3月,毛澤東請宋慶齡幫助找一名醫術水平高的外國醫生來陝北蘇區。“毛主席之所以要找外國醫生,大概是考慮外國人容易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於是宋慶齡找來了我的父親。”

1936年3月,馬海德來到了西安,3個月后,宋慶齡請他到家裡談話。“宋慶齡交給父親半張5英鎊的紙幣,並叮囑他會有人拿著另一半紙幣和父親聯絡,如果紙幣對得上,父親就隨他走。”於是,馬海德踏上了尋找紅軍的道路。他先聯絡上要去陝北蘇區採訪的記者斯諾,兩人一起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候。不久,一個商人模樣、自稱賣古玩的人,拿著半張5英鎊紙幣和他們接上了頭。“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地下黨特工‘董牧師’。在臨潼溫泉,他們與中共保衛部部長鄧發秘密會面,當地到處可見懸賞200大洋換‘共匪’鄧發人頭的告示。在為父親和斯諾安排行程時,鄧發用帶有廣東腔的英文說:‘本打算用張學良的飛機送你們去延安,但他的美國飛行員是新來的,不十分了解,執行這樣的任務,難保他不會說出去。’”就這樣,馬海德和斯諾乘軍車先來到延安,隨后牽著毛驢進入中國工農紅軍的臨時駐地保安。

主席最怕他打“十三不靠”

1936年7月13日,馬海德和斯諾到達保安不久,便跟隨紅軍去了前線部隊。他們來到寧夏豫旺縣的西征紅軍前線總指揮部,受到彭德懷司令員的熱烈歡迎。“當地群眾多是回民,信奉伊斯蘭教。恰好父親會說一些阿拉伯語,會寫阿拉伯文。父親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蘭教習俗,所以他很自然地融入當地群眾中,阿訇經常請他到家裡做客吃飯。后來,父親聽到中國人說‘十個回民九個馬’,於是就改名為馬海德,這個名字他在中國用了一生”。

斯諾離開保安后,馬海德卻選擇留了下來。“父親當年隻有26歲,他見到毛澤東,提出要參加紅軍。毛澤東聽了非常高興,任命他為中央紅軍衛生總顧問”。就這樣,馬海德成為一名紅軍戰士。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參加紅軍的西方人。不僅如此,馬海德后來在八路軍、解放軍中也擔任過職務,他參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建設,這在西方人裡是絕無僅有的。

馬海德剛參加紅軍時,陝北還有個外國人,就是紅軍前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組織上把他們安排在同一個窯洞的裡外屋。周幼馬說:“他們倆個性完全不同,李德架子很大,身后總帶著一個警衛員,枕頭下老是放著一把蘇式手槍,不搭理人,還喜歡勾引別人的妻子。”

因為馬海德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后來兩家人干脆住到了同一個院子裡。在延安時,毛澤東工作繁忙,睡眠不大好,馬海德就拉他去散步、教他打乒乓球、去看文藝節目、跳舞等等。有時見毛澤東長時間緊張工作,他就會請毛澤東打麻將。“通常是毛主席、江青,還有我父母4個人一起玩。毛主席打麻將的時候全神貫注,特別想和牌。而父親打麻將是個‘二把刀’,隻會打‘十三不靠’。毛主席最怕他這種打法。有一次,父親一板一眼地打,就要和了,而毛主席也隻差一張牌,就捏在父親手裡。毛主席不高興地說:‘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打別的。’父親說:‘你們隻教我這個,我不會打別的。’毛澤東說:‘以后不許打十三不靠。’父親說:‘那我就不玩了。’毛澤東想了一會兒,無奈地說:‘算了算了,你就打十三不靠吧。怪人打怪牌!’八圈下來,毛澤東站起來活動身子,父親說:‘主席,怎麼樣,爭爭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這對鬆弛您的神經大有好處。’主席這才明白了父親的用意,雙手抱拳打趣說:‘那就感謝博士了!’”

在延安,馬海德還和著名醫生、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馬海德不僅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他還盡力照顧當地其他中共領導人和普通百姓。“‘文革’期間,父親曾對我講過,新中國成立前,經他保健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的病歷,都保存在我家裡。周恩來右肘粉碎性骨折后,延安醫療條件有限,無法進行手術,恢復得不理想,父親隻要有時間就去看望他,並幫助他按摩和熱敷。還有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在延安或來延安開會,父親總要親自為他們檢查或治療”。離開延安50年后,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還對馬海德心存感激。原來,鄧穎超在延安時得了肺結核,這病在當時就是絕症,沒有特效藥。“父親告訴她,拿一個門板,每天躺在上面晒太陽,因為晒太陽能增加鈣,那個肺的鈣化就很可能自愈。后來她的肺病果然痊愈了。”

將全部精力投入麻風病防治

在延安,馬海德還邂逅了他的終身伴侶,周幼馬的母親周蘇菲。1939年底,延安每到周末就有舞會,馬海德是舞會上的名人。他舞跳得最好,又是中共領導的保健醫生,主動擔負了敦促領導人參加跳舞健身的責任。“我的母親是魯藝的學生,長得很漂亮,外號‘小美人’。父親和她在舞會上相識、相戀,之后結婚。”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馬海德全家依依不舍地撤離,當時,周幼馬和楊尚昆的兒子被分別裝在兩個草筐裡,放在一匹騾子上,由周蘇菲拉著。“1948年初,我們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5月,毛澤東也到了那裡。父親在西柏坡繼續給人看病,還去英語培訓班教英文。”1949年2月,馬海德跟隨葉劍英到了北平,准備進城接管醫院和安置醫務人員。新中國成立后,馬海德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協助組建了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為在中國消滅性病和在2000年全國爭取達到基本消滅麻風病作出了重要貢獻。1988年,78歲的馬海德在北京逝世。“父親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握著我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后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我‘你是黨員嗎?’我說‘不是’。直到3年后的1991年,我才明白父親的心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父親曾說我不能成為一個好醫生,但可以搞攝影”。讓周幼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親的要求,成了一名合格的攝影師,並在宋慶齡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載,用相片記錄了宋慶齡的晚年。“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的”,周幼馬后來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蘇聯檔案,發現宋慶齡早在上海時,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了。1931年,宋慶齡回國給母親辦喪事的時候,就是為了解救一個被國民黨逮捕的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牛蘭,當時,蘇聯共產國際就吸收她加入了共產黨。她為了幫助在江西蘇區的紅軍,曾經讓我父親買很多的藥和醫藥器材想辦法送去﹔還有一些革命者從上海乘船去蘇聯開會,父親掩護、送他們走,使其順利到達蘇聯開會。有時候,宋慶齡打電話給父親說,你今天不要去門診,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裡聚會,事實上是地下黨要在那裡開會。父親馬上就停止門診,把診所讓給他們。宋慶齡是我父親成為革命者的引路人,后來,周幼馬專門寫了《解密黨員宋慶齡》的文章紀念她。

宋慶齡晚年孤獨

周幼馬1971年起開始擔任宋慶齡的私人攝影師。宋慶齡病重期間,他是宋慶齡寓所內唯一的一名攝影師。1981年6月4日,他護送宋慶齡骨灰到上海,參加安葬儀式。“在我逝去的年華裡,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擔任宋慶齡的攝影師。作為她的攝影師,我真實記錄了她最后的重要時刻。”周幼馬說,他能感覺到宋慶齡晚年的孤獨,但也能看出她內心的平靜。宋慶齡晚年經常在樓上,很少下來,她有寫日記的習慣,但現在她的日記還沒有公開。“她非常注重穿著,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圍巾等配飾,但她每次出門,都要自己精心搭配。節儉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覺宋慶齡是念舊。她在國內沒什麼親人,所以對舊的東西特別有感情,她有一個煙盒,已經很破舊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親有一次去國外,專門給她捎來一個新的煙盒,但宋慶齡還是用原來的那個。”

周幼馬回憶,宋慶齡晚年很少出游,也不喜歡出門,特別是“文革”時期。有時候節假日,她會被政府安排參加一些公開活動,“但因為都是安排好的,這讓宋慶齡覺得很無趣。”有一次,宋慶齡饒有興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游覽,“但她發現周圍的游客全都是‘假游客’,整個香山都戒嚴了,她覺得很沒意思,就說‘因為我一個人,大家都不能來玩,太沒意思了’”。周幼馬說,唯一讓宋慶齡高興的事情就是看電影。“宋慶齡樓上有一個放映機,可以放電影,有時候她會拿一些歐美的老電影來看,她特別高興的時候,會邀請許多朋友,我也會受邀。看完電影,她會請大家吃飯、聊天,雖然是很簡單的聚餐,但感覺她比平常健談。”

父親去世后,周幼馬變得成熟起來,他為了讓母親樂觀生活下去,成立了以父親名字命名的馬海德基金會,目的是為現在還在世的麻風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體事情開始是媽媽掌管。因為她年齡大了,90多歲,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風病院慰問麻風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當年在中國,麻風病人被視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將他們焚燒或者扔入深山。父親能在那樣的情況下,舍命走近他們,和他們親切交談,握手鼓勵,是很不易的。我想把父親的這一份事業做下去。”

80年前,馬海德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而80年后的今天,他的家在中國已經有了四代人,人數達10個。馬海德雖然已經離大家遠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卻如同他的后人一般,在中國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責任編輯:張淑燕、肖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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