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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金門、馬祖兩個外島的首字

金馬奔騰五十年【2】

本刊記者 ︱ 劉心印 解宏乾

2013年12月13日11:57    來源:人民網-國家人文歷史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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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金馬獎50周年頒獎典禮上,兩岸三地的歷屆影帝影后悉數到場,燈火闌珊處星光耀眼,50年宛如一場戲夢。金馬獎的今天恐怕絕非當年創辦者所能想象,金馬獎的明天又豈是今人能夠預料的呢?
2013年,金馬50周年典禮邀40位歷屆帝后和2位新科帝后同台留下經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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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讓金馬獎仿效奧斯卡

1971年,台灣當局退出聯合國,蔣介石為“鼓舞民心士氣”,下令拍攝抗戰政宣電影,70年代有多部類似影片獲獎,如1975年的《吾土吾民》、1976年的《梅花》、1977年的《筧橋英烈傳》,柯俊雄也憑《黃埔軍魂》獲得影帝。國民黨政府更是傾注大量資源於其中,如《英烈千秋》的開鏡儀式由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親自主持,“國防部”也會在相關影片拍攝時協調軍隊提供支持,並要求各學校和鄉村免費播放,用來鼓舞彷徨的台灣人心。

1978年,宋楚瑜代理“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邀請影劇記者聚餐,特別談到效仿奧斯卡改革金馬獎的構想,因時間來不及,隻能先行試辦。因此,第十五屆金馬獎改為由評審委員先閱片評出入圍名單,頒獎當天再出得獎名單予以密封,典禮中由頒獎人臨時拆封頒獎。從第二年開始,金馬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精心設計了金馬獎的舞台、表演節目,電視全程錄像轉播,參賽影片由各公司自行報名,二階段評審。同時邀約名片舉辦影展,舉行專業座談、討論會,那一屆還邀請了著名影星伊麗莎白·泰勒、詹姆斯·梅森為嘉賓。頒獎晚會於1979年11月2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由蔣光超、張艾嘉擔任主持人。從此之后,金馬獎頒獎晚會都選在10月之后適當時段的周末,而不限於為蔣介石暖壽的10月30日或賀壽的10月31日。1980年,金馬國際電影觀摩成為金馬獎的附設部分。雖然無法參與評獎,但被禁止在台灣放映的大陸電影、日本電影通過種種渠道進來了。

主題曲《金馬奔騰》出現在1980年第17屆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歌詞為:“讓金馬帶動,電影的巨輪,如金之真純,如馬之奔騰……讓金馬精神,引導著我們,追求著理想,向前飛奔。”可算是電影界的勵志歌曲。1996年的頒獎典禮上,由張宇、張清芳合唱重新詮釋,歌曲以高呼三聲“金馬獎”為結尾,頗為偉大、光榮、正確,即便二人將歌曲盡量通俗化,也與金馬獎整體氣氛十分不協調。近年來,這首主題曲隻在頒獎典禮中純演奏而已。

這一階段,港台電影圈曾籠罩在黑社會的陰影之下,台灣導演朱延平回憶說:“那是一個時代的悲劇,黑社會當道,你紅就拿槍壓著你拍,我拍的第一部電影叫《小丑》,主演許不了,一夜間紅遍整個台灣,轟動全島,被稱為‘許不了旋風’,甚至他客串的影片都很賣座。他這一紅,完全失控了。黑社會為了控制他,就開始給他打毒品,他每天要打了毒品才能拍戲,不分日夜地拍了3年,幫那些大哥賺了大錢,自己卻死在了片場。”

“就因為他的死,我變得很聽話,誰來找我拍戲我都拍,完全沒有任何選擇,就隻有一個目的,幫這些大哥們拍戲賺錢。同期不只是我,劉德華大概拍了200多部爛片,梁朝偉也是200多部,周潤發拍了100多部,所有紅的人包括張曼玉都拍了幾十部甚至上百部。你隻要紅,你就必須參加,什麼電影都是七八個大卡司,像我拍的《神經刀與飛天貓》,張學友、張曼玉、梁朝偉、梁家輝、吳孟達、張敏、林志穎……”

80年代的台灣社會,整體上彌漫著開放與改革的風氣,金馬獎也重新改變籌備方式。從1984年起由電影團體輪流主辦,評審專業人士也改由各個團體互相推薦評選。不過金馬獎的許多弊端並非一時半刻能夠完全改進,此時台灣媒體也推出影評專欄,期待能夠透過影評人的機制改善台灣電影質量。1982年,台灣著名影評人焦雄屏在《聯合月刊》上發表《金馬獎會外評鑒》一文,列出金馬獎的十大問題:報名方式缺漏太大、評審委員水平不齊、評審方式顧此失彼、特別來賓身份宜注意、“教化”“主題”及“形式”的誤解、就片論片而非頒發“終身成就獎”、獎項以及意義宜再商榷、獎勵方式宜再斟酌、公布評審結果、記者也該加油。


破舊立新的革命年代

台灣一批30歲左右的年輕導演在80年代初,掀起了一場現實主義傾向、人文主義追求的新電影運動。導演楊德昌和侯孝賢被稱為“台灣新電影雙子”。楊德昌的《光陰的故事》被認為是新電影的開山之作,同期的代表作品還有侯孝賢的《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1983年的金馬獎最佳影片頒給了《小畢的故事》,影片的編劇之一侯孝賢1989年憑《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拿下金獅獎,因本片首次涉及政治禁區“二·二八事件”,且未經當局批准國際參演,本擬對侯孝賢嚴厲懲罰,但卻因為拿下金獅,台灣也因此得以獲得久違的國際關注,侯孝賢轉而成為本土英雄,並憑借《悲情城市》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1986年第二十三屆金馬獎上,戰勝吳宇森導演的《英雄本色》獲得最佳影片的是一部叫《恐怖分子》的電影。該片由楊德昌執導,時年39歲的他才執導過三部電影。《恐怖分子》是他第一部多主人公電影,他用現代變革的眼光來看待台灣都市的文化變遷與人情世故,偏重理性剖析,極具批判意識。

11月6日楊德昌生日那天,在他台北的日式老房子裡,侯孝賢、陳國富、賴聲川、吳念真等人喝著紅酒說說笑笑,對楊德昌開玩笑說:“好老喲。”那是台灣電影破舊立新的革命年代,他們用電影傾訴個人的成長經歷,剖析台灣社會的現實,全面提升了台灣電影及華語電影的藝術品位。侯孝賢曾用朱天心的話形容當時的楊德昌:“一杯看劍氣,二杯生分離,三杯上馬去。” 楊德昌的電影一直追求透過人物的故事反映時代。和楊德昌共同奮戰過的編劇小野說:“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戒嚴令快要解除了,門戶要打開,要跟中國大陸來往了,那是一個很焦慮的時代。”

1987年,台灣電影產量銳減,新電影被批評因過於沉溺藝術導致票房低迷,53位電影工作者在當年發表了《台灣電影宣言》。宣言要求社會正視三個問題:第一,指責“政策單位”對電影文化不夠重視,對電影的管理輔導一直搖擺於政宣、產業及文化取向之間,定位不夠明確﹔第二、指責“大眾傳媒”隻重視明星花絮動態,對電影文化不夠關注﹔第三、他們對電影的“評論體系”有所懷疑。這份宣言仿佛是一場運動的開始,實則意味著新電影運動的結束,留給大眾的只是一群電影工作者拒不妥協的背影。

1987年7月15日,台灣當局宣布解除戒嚴令。但是在解嚴后的一段時間,輿論檢查仍然存在,1990年朱延平想把柏楊寫於1961年的小說《異域》改編為電影,結果被電檢處查禁,朱延平隻得拍了一個賣座的電影《大頭兵》給黑道大哥,以換取拍攝《異域》的機會。電檢處在群眾游行后,把剪掉21處,減少為剪16處,最后解放到了一刀未剪。這在剛剛解放思想的年代,將台灣的電影檢查制度推進了一大步。結果放映出來后,《異域》比《大頭兵》還叫座。這部藝術、票房兩不誤的電影,卻在當年的金馬獎上全軍覆沒,連入圍都沒有。朱延平將此歸結為“那個時候的影評人跟我有對抗的情緒,隻要我拍的都沒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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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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