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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幼垣:甲午海戰中日軍力對比

2014年02月18日14:29    來源:東方早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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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師中的兩位管帶(艦長)劉步蟾和林泰曾其實是真放洋、假留學,主帥丁汝昌更是騎兵轉行且並未悉心求進,而日方司令伊東祐亨在戰役中的指揮幾乎無懈可擊。在這種情況下,“北洋海軍在黃海之役還未致一仗而全軍覆沒可算是奇跡”。

"定遠"號模型

“鎮遠”艦舷邊近距離照片

 

馬幼垣教授是《水滸》研究的知名學者,在美國夏威夷大學執教中國文學二十多年。他的業余愛好是中國近代海軍史,最近在大陸出版了《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新詮》一書。此書以細密的考証和詳實的史料,對我們習見的中日甲午海戰的一些看法痛加駁斥。

馬幼垣先生指出,北洋水師中的兩位管帶(艦長)劉步蟾和林泰曾其實是真放洋、假留學,主帥丁汝昌更是騎兵轉行且並未悉心求進,而日方司令伊東祐亨在戰役中的指揮幾乎無懈可擊。在這種情況下,“北洋海軍在黃海之役還未致一仗而全軍覆沒可算是奇跡”。那麼,在他眼中甲午海戰的中日軍力對比,究竟是什麼情況呢?

甲午海戰在世界海軍作戰史上具有什麼意義?

馬幼垣: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海軍經歷空前大革新——機動力取代風力、艦殼由木質演為鐵制、后裝炮淘汰前裝炮、來復線炮代替滑膛炮,各款速射炮、機關槍和炮、魚雷以及魚雷艦艇競相爭取承認和銷路。種種前所未有的觀念和工具涌現。若非從實際使用去求理解,單憑發明者、廠方、掮客之言必會導致虛浮失實的評價。究竟此等價格高昂的新玩意,功能是否確如所料?不待實戰的考驗是無法知道的。

中日海軍較勁黃海之前,談得上夠影響力,值得后人研究分析的世界性海戰隻有1866年7月20日意大利和奧地利之間的利薩(Lissa)海戰。雙方所用的硬件設備還是舊多新少,說明不了剛登場的諸多新玩意的價值。雖則如此,各款新器械還是急速發展下去。差不多三十年過去了,詳究實效的要求就越來越殷切。1894年9月17日的黃海戰爭是首次有機會細查這幾十年的發展。因此那場拼殺剛過,歐美籌海人士便爭相發表評論。

除了新器械的功能得到考察外,還有東亞新局面需要理解。晚至甲午前夕,中日兩國雖尚未被歐美視為平起平坐的海軍大國,但兩國海軍在戰前十多年間的發展,早已不時引起國際矚目,而且戰前西方的一般看法多以為中國海軍較日本海軍強(“定遠”、“鎮遠”兩鐵甲艦的特受注意是一大原因),豈料中國海軍竟逢戰必敗,終至威海熸師,全軍覆沒。甲午戰事的結果更促成日本明目張膽地推行其大陸擴展計劃。這新局的出現自然是西方非留意不可的。

甲午海戰可以說是中國民族史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對西方來說事故是短暫的。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的二三十年間,海軍是發展最迅速的兵種,三十幾年即以革新得面目大異。理解新裝備和隨而因應的新戰術究竟功能如何,就成了持久存在、答案不斷須更新的問題。

甲午過后不上幾年,規模更大、戰斗日期更長、涉及地域更廣的1898年的美西戰爭(古巴和菲律賓兩個遙隔的戰場)和1904-1905年日俄戰爭(連俄國之波羅的海艦隊也扯進東亞戰事)便接連發生。隨后的海戰更迅速由平面戰斗演為空平潛的立體戰。甲午海戰作為世界海軍發展的參考材料僅維持了一段很短的時間,雖然在這時段裡(特別是戰役過后的一兩年)討論是夠廣泛和熱烈的。

您曾說:“北洋海軍在黃海之役還未致一仗而全軍覆沒可算是奇跡。”從硬件上來說,中日艦隊的總體實力有多大的差距?

馬幼垣:指北洋海軍沒有在黃海一仗便全軍覆沒是奇跡,並非我首創的見解。戰事剛過,西方海軍界人士和在華記者已有人發表這看法。替這看法注釋,我倒辦得到。中日海軍在硬件設備和軟件條件均相去頗遠。未接戰前,戰果可說已寫就草稿。這條問題既不包括軟件,就暫不提,省點篇幅,留給解說硬件的情形。

北洋海軍出戰黃海時,雖把李鴻章早期大耗資源去購備,后始知無異廢物的炮大艦小速慢、主炮復不能自由射擊的眾多蚊子艦,和陸續買入了很久、終不懂得如何使用的魚雷艇,以及李鴻章與其插栽為海軍提督的黨羽丁汝昌視為礙眼物的國產裝甲炮艦“平遠”號留在岸邊,出戰諸艦仍無疑是堆雜攤子。

何以這樣判斷,很易解釋:

一、除了兩艘確夠體積的鐵甲艦,其他入選的八艦沒有一艘達三千噸,其中三艘尤在一千四百噸之下。

二、最舊的是建成於1881年,僅有一千三百五十噸,艦上復多用木料裝配,一旦著火便燒個未完的“超勇”和“揚威”。絕對無疑的問題艦還有“濟遠”。

三、陣中所收的九艘外購艦,最新的四艘建成於1887年7月至8月。雖不算很舊,但在昔日海軍發展迅速,三五年即可以面目大異的背景下,此數艦之裝備就難免不落伍了,特別因為原先裝置時所用的已未必夠新穎。

四、按丁汝昌的見解,北洋海軍能用來應敵者就僅得這九艦,要配上借自廣東的閩制木殼鐵肋通報艦“廣甲”才勉強湊足十艘來組配成陣。各艦因長久維修不佳(劣質的領導階層),而導致的速度大減,以及各艦之間的速度懸殊,以致影響布陣的選擇已無法及時修正。

五、丁汝昌不用來組陣的卻是能戰的國產艦“平遠”。待“平遠”終投入戰圈,戰事已進行了一小時四十分鐘。那時“超勇”和“揚威”已失。

中方用這些蕪雜艦來布陣,加上主其事者不懂海軍,分明窘相畢露。

日方出陣諸艦的選配,好幾方面都呈相反之局:

一、如用1887年7月至8月(北洋海軍外購艦的最后建成期)為分水嶺日期,日方出動的十艘艦有六艦是晚過這日期才造出來的(“鬆島”、“嚴島”、“橋立”、“吉野”、“千代田”、“秋津洲”)。這樣說隻講了鏡子的一面。六艘當中包括豐島海戰(1894年7月25日)前四個月才竣工的“秋津洲”,和僅早一個月方加入日海軍的“橋立”。新艦所必須經過的工程調整期(可能還會帶出若干改建)和艦隊操練配合期都談不上。調撥絕新的艦上陣理應是自加的弱點,但本身千瘡百孔的北洋海軍卻佔不了這天賜的便宜。

二、各日艦的排水量較中方諸艦平均得多,最重的四千兩百七十八噸(那三艘三景艦——“鬆島”、“橋立”、“嚴島”),最輕的兩千兩百四十八噸(“比叡”),不像中方的極端懸殊(“鎮遠”的七千兩百二十噸對“廣甲”的一千三百噸)。組成艦隊各單位之間實力平均與否當反映在戰場上的表現。

三、日方添艦,除了為克制中方二鐵甲艦而設計的三景艦外,有一篤守的原則,即依法國少學派(Jeune Ecole)的主張,務求增置速高、快炮多而索價較廉的巡洋艦,以求善用資源。這與清季籌海人士刻意鐘情自己根本不明白而價格高昂的鐵甲艦,成強烈對比。

四、在丁汝昌眼中遍布木料裝配,慢如蝸牛的舊艦“超勇”、“揚威”夠資格雙雙上陣。擁有它倆的姊妹艦的日海軍卻不讓那艘“筑紫”號出戰,僅讓它擔起些與戰事有關的輔助工作。這顯示日人有選擇的余地,中方則沒有,淘汰品也得打頭陣。

五、如用“廣甲”的排水量和“超勇”、“揚威”的建成期來做雙方選艦的最低線,那麼日人可投入戰陣之艦除“筑紫”外,起碼尚有“八重山”、“武藏”、“大和”、“海門”、“天龍”等,絕不如中方面對的困局。

六、若謂日方出動武裝商輪“西京丸”和僅稍過六百噸的小艦“赤城”是敗筆,此事難說是艦隊司令伊東祐亨可以操縱的,更不可能是他主動安排出來的。他僅能辦到不把它們列入預期負起戰斗任務的先鋒隊和主隊內。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要乘武裝商輪逼近觀戰,艦隊司令唯有做出較安全的布置,即派“赤城”去提供保護。這就是為何“赤城”的三艘姊妹艦(“摩耶”、“鳥海”、“愛宕”)均與這場海戰無關,而這艘不該參加大型戰斗的小艦卻被牽入激戰。這事還帶出一個未必無意義,卻不用回答的問題:能否期望李鴻章等籌海大員會主動要求乘輕武裝艦船直入戰圈觀察?這是雙方軟件差距的一個表現。結果“西京丸”和“赤城”均為擇弱而食的中方所猛擊,這豈不是捕捉野貓便算是獵虎嗎?后世史家卻不斷渲染此為中方偉大的戰績!殊不知在這樣的大場拼殺中,就算擊沉對方一艘武裝商輪和一艘稍過六百噸的小艦,應視為勝之不武,這才是泱泱大國風的表現。更何況此兩艦船很快就修復好,繼續在中日戰事中運作。這還未把“西京丸”十年后仍參加日俄戰事,而“赤城”更活至1953年此等事實也算進去。

從中日艦隊的分析,不難看出雙方擺出的陣容顯屬高低殊異的兩個層次。強調甲午戰前的北洋海軍居亞洲首位者未悉曾否平心靜氣地細析過日本海軍的實況?

如果說北洋艦隊的整體硬件水平遠不如日本艦隊,那麼在武器裝備這項,是否也差距很大呢?“定遠”、“鎮遠”艦的巨炮向來是北洋海軍引以為豪的。

馬幼垣:艦隊層次之別是硬件設備和軟件條件差距的總和,說明了中日兩艦隊相去之遠,才易就武器作為硬件重點來討論。

武器這個范圍確說明中方硬件之弊。雙方有的武器不外主炮、副炮、速射炮、機關槍炮、魚雷五類。副炮扮演的角色分量有限,在此不用管。中方速射炮和機關槍炮數目嚴重不足,論者早已屢講,也不需重述。魚雷中方平素儲備不慎,用時復不得法,我以前講過了(《靖海澄疆》,160-161頁),同樣不必再說(日方在此役並無發射魚雷)。世人向視為北洋海軍威力精華所在的兩“定遠”級艦上那八門十二寸口徑主炮倒是極端害事的。主炮之弊正好作為焦點來討論。此事我前未講過,要慢慢解釋始易說明。

在清季籌海過程中,置備鐵甲艦是甲午戰前的長久共識,更是一人說話才算數的李鴻章務要在其名下完成的功業。可是填足幾輯《皇朝經世文編》的贊成話當中,說來說去總是虛浮的皮毛語。在無本領直接吸收西方海軍新知的局限下,誰也不能明確指出應購什麼款型、什麼級別的鐵甲艦才合中國之用。

在層層往下推諉的情況下,選擇之責終落在駐德參贊、科技家徐建寅的頭上。他的決定是在德訂購採用炮塔斜置法(en echelon)來安裝每艦四門十二寸主炮的鐵甲艦。這選擇頓使建造出來的“定遠”、“鎮遠”兩艦變成中看不中用之物。

炮塔斜置法就是把主炮裝在前后斜置於甲板中段或稍前(仍距艦首頗遠)的左右兩舷邊的炮塔內(看下附的“定遠”艦面視圖)。徐建寅在1880-1881年交替之際訂購此兩艦時,炮塔斜置法是很新的玩意,建成之艦僅一艘,即意大利的“杜裡奧”(Duilo)號,已啟工而尚在建造過程中者有六艘(意大利和英國各三艘)。按此建造進度,炮塔斜置法充其量隻可說是受意、英兩國喜好,仍尚難知其實效究竟如何的技術。徐建寅卻視之為已確証的有效之法,一口氣便訂購兩艘採此炮塔安裝法之艦。這樣決定無疑是不夠周詳的。

須知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艦隻設計的狂熱試驗期。絕對怪異的主意都會有支持者,總覺得不應錯過,得先造出來看看再說。這就是為何俄國連圓形艦也造得出來。炮塔斜置法雖未至圓形艦那歪理的瘋狂,仍足以帶來一連串的惡果。主炮能否收預期之效,炮的口徑和款型反退居為次要的決定因素。

炮塔斜置法帶來三大危害。

一、風浪大時,艦船顛簸是無從避免的。如果主炮的炮塔沿艦的中央線安裝,顛簸程度可減低。放在舷邊則帶出極度相反的情況。那時倘遇上戰斗,射擊還能准確嗎?“定遠”級艦的主炮炮塔又大又重,置於舷邊,豈非大增顛簸之烈!

說至此,不妨先看看“定遠”級艦艦面的情形。

此圖習見,但用者常藉以夸耀此級艦所備炮械如何雄偉,真相卻是相反的。

二、在那時段採炮塔斜置法之艦通常沿甲板整個中央線部分安排得滿布上層建筑和各式裝備。有時,連舷邊的通甲板上也有不少裝備。“定遠”級艦並不例外。如此一來,主炮前直射和后直射即使尚容許,射界也必十分狹窄。如果不要冒自己的炮火摧毀自己艦面之險,射擊唯有避開中央部分一段不短的距離。既得避這避那,有效的前后直射還能予以期望嗎?

三、余下來的射擊選擇就僅得用作舷炮來側射。但左炮塔的兩門主炮不宜向右側射,右炮塔的炮同樣不應朝左側射,因為炮塔低和炮管短,炮火一旦橫過甲板射出就會灼傷自己的甲板!這就是說,側射隻可以用一半的主炮。這事有史例為証。用炮塔斜置法去裝配主炮之鐵甲艦首次參加實戰為1882年7月11日英艦隊炮轟埃及亞歷山大港的堡壘和炮台(因這是純海與陸的戰斗,故不能稱為海戰)。採該法裝置主炮的那艘英艦(正是徐建寅同意德廠取為設計模型的那艘),中彈數目最多,這是因為這樣裝置的主炮之最佳發射位置為向陸橫著艦身,遂使艦與陸成平行之局,整艘艦也就方便了對手的射擊。嚴重損傷之所由尚不止此。自己的主炮橫過甲板射出去時,炮火灼傷自己。這分明是蠶虫師爺式的設計,何偉大之有?此役過去了一百八十年,研究甲午海戰者迄未納之入討論范圍。這是不從中國海軍史為世界海軍史一部分這角度去從事研究,不看與中國無關的西方海軍史著述,所必然帶來的局限。

上述諸缺點如尚未講得夠清楚,可用右邊兩張插圖來輔助說明。

下面這張照片是美海軍在日本擄去“鎮遠”艦后逼近拍攝的。上言炮塔斜置法諸弊端,均可從這兩張插圖中看出來。

各種自加的局限和危害既如此嚴重,採用此炮塔裝置法豈非等於孫悟空頭上自箍的咒環!難怪近四五十年來在西方研究艦隻發展史者早已異口同聲地斥炮塔斜置法為笨拙透頂的主意。甲午前確屢有為兩鐵甲艦及其他艦隻添換較新炮械的建議。試問把新款的主炮仍裝在那些自傷性重的炮塔內能增益多少?只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而已。可惜時至今日,中國(包括港台)的北洋海軍研究者仍抱守殘缺,不斷齊聲抬捧“定遠”級艦主炮的威猛。

其實隻要從邏輯的角度去看,早就可洞悉真相了。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德國尚非海軍大國,建造鐵甲艦的經驗有限,怎樣計算也不過十一二年,向彼等訂購鐵甲艦本來就是匪夷所思、高明不到哪裡去的決定。不知有無人留意到,算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海軍從無向德國購艦,但中國從李鴻章至陳紹寬則不斷從德國買入。更重要的是,德國至那時從未擁有過採此新主意造出來的鐵甲艦,亦沒有在建造中者,甚至連積極的置備計劃也沒有。不過意大利和英國既搞得那樣熱鬧,德國人總會想知道這安裝法是否可行。做實驗要投入不少資源,剛巧中國人遠道來購艦,何以不慫恿他們出錢做實驗。斜置法倘証明可行,才替自己造若干,豈不省錢省功夫。要是該法行不通,就大省麻煩,不必再考慮。事實勝於雄辯,直到世界各國海軍扔棄炮塔斜置這個觀念以前,德國僅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一個主力巡洋艦(battlecruiser)的級別用此法來處理小部分的炮塔(作用也與十九世紀者殊異)。彼等自那次實驗取得什麼教訓就不用說了。“定遠”級艦分明是中國出資讓德國人造失敗的實驗產品,擁有那兩艦何以值得驕傲?假如中國學者有世界海軍史常識,剛入二十世紀便知真相了,怎會百年后的今日仍循公式盛贊徐建寅做出的選擇?

您曾撰文比較中日海軍將領劉步蟾與東鄉平八郎,那麼,在這次海戰中,雙方艦隊指揮官表現出怎樣的差距?

馬幼垣:中方在黃海之戰搬出來的所謂陣法稱不上是嚴格的布陣:出動諸艦擬最終排成一字長蛇陣,兩鐵甲艦居中,其他分配兩旁,而以最弱的置左右兩翼之端。有人說這樣排法是因為長官怕死,把自己放在中央,讓別的艦來保護。即使確如此,效果也不能如所願。放在翼端的是長久維修不佳、速度慢如蝸牛的舊艦,艦隊駛出去后,整個陣就成了雁行陣,替日人的剪翼戰術開方便之門。

接戰后,中方諸艦基本上停擱在那裡,移動有限(有英國海軍部繪制、備詳細經緯線的戰斗進展連續地圖為証),讓日人從容兜圈射擊。情形頗似美國西部牛仔電影裡常見的印第安人圍攻白人篷車隊的景象。但白人尚有用篷車組成的防衛圈來保護自己。中方諸艦不單沒有類似的保護,若干懦夫管帶還率艦脫隊他去(美其名為保艦)。

李鴻章委騎兵出身的親信丁汝昌出主海軍。轉行后的丁汝昌不肯也不能悉心求進(始終不懂英文的他如何能真正入行,且不說主動爭取新知),唯有依靠昔年真放洋、假留學,以后卻官運亨通的劉步蟾和林泰曾充當其把關二將。這品流的人事條件,配上在無長遠統一方策下湊集出來的艦隻,排不出高明的陣是合理的結果。

復有人說,中方所布的陣是多年前辭職的英國借將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留下來的錦囊妙計。這種說法,姑妄聽之可也。就算琅威理果真留下錦囊,時隔多年,硬件設備和相輔戰術的世界准則早已升級,日本海軍的實力也已大進,陳年舊貨怎能原封不動,照搬出來?倘以為可以,北洋海軍將官就准是一群腦袋空空、食古不化的廢物。不過我倒察覺到一特征,隊伍盡管分批出動,最終還是企圖排成長蛇陣,主帥居中,這豈不是中國傳統的騎兵戰術嗎?改了行的丁汝昌始終仍是騎兵啊!李鴻章的識人本領和揀選尺度卻真有一套。

日方司令伊東祐亨同樣是陸軍出身,卻能說流利英語,善與歐美各國駐遠東海軍司令交流,兼通曉海軍事務。甲午戰爭前后幾年英海軍駐遠東總司令斐利曼特(Edmund Robert Fremantle)是多次撰文得獎的戰術專家,戰爭期間各國駐遠東海軍更推舉他為總領導。他評價伊東在甲午各場海戰的表現為中規中矩,至幾乎無懈可擊的境界,並說若換上歐美諸國司令來處理同樣的場面,也不能期望會有更佳的演出。

伊東在黃海之戰的表現正是如此。他按手上諸艦的性能(他也有速度不足的舊艦)分為先鋒隊和本隊,配合速度和速射炮特多的優點來作戰。哪像丁汝昌諸人笨頭笨腦地魯莽行事。他懂得用T字戰術,丁汝昌卻視長蛇陣為上乘法寶,高低之別十分明顯。

回答此問題其實也等於解釋了一項中日雙方軟件條件之殊異。

歷史當然不能假設,可是如果將中日的海軍指揮官互換的話,您認為北洋艦隊是否能取勝呢?

馬幼垣:假如中日兩司令易地而處,出現的會是兩難之局。

北洋海軍由伊東佑亨指揮的話,那些舊與不甚新,性能參差,裝備若非雜陳便是老舊,復在欠統一方策為購艦原則下買入的蕪雜艦隻准叫他啼笑皆非,難以定出運用的策略。他或者最后還是選用橫陣,因為那些不統一還慢騰騰的艦實在難以組成為易於操控的縱陣。

把日本聯合艦隊交給丁汝昌等不懂海軍戰術,也沒有處理較新艦隻經驗的人同樣會讓他們不知所措。說不定丁汝昌會依其老本行,視艦隻為騎兵,命諸艦分組群沖上去。他的黃海布陣不能說沒有這意味。

如允許假設,我相信戰果仍會是日勝中敗,因為日方將領多有懂海軍者(東鄉平八郎就是顯例),知道如何應變。丁汝昌、劉步蟾、林泰曾諸人則難有此本領。

您曾點評大陸的中國近代海軍史研究,如果僅僅針對甲午海戰,您如何評價大陸的研究狀況?

馬幼垣:我以前曾評論大陸的海軍史研究,以提筆時間為下限,止於2000年。這無心插柳的截止日期卻巧劃出特具關鍵意義的分水嶺來。直到那時,中國海軍史的研究僅是近代史的一個部門而已。處理起來,盡管所用資料相當專門,但與外交史、政治史、社會史、航運史、文化交流史等等並無方法之異,亦無研究者資格要求之別,即均不從海軍作為兵種的角度去研究中國海軍史,更莫說從世界海軍史的角度去看中國海軍史。不懂海軍,不管艦隻與武器,不理戰術和戰事,甚至連艦和船也分不清,而隻講人事、制度、經費、政治背景者都可以在行內大肆活動一番。這樣寫出來的不是海軍史,而是帶有海軍成分的政治史、貿易史、文化交流史等等。

怎樣的作品才算是海軍史?答案可從否決法去求之。凡免講海軍有軍事成分的活動,遇到艦隻僅提其名便算交代完畢,武器若非視為不存在,便是隨便抄湊些現成而經常互存矛盾的所謂數據,都不是海軍史之作。同樣,苟提及艦隻和武器便捉襟見肘,錯陋百出者,亦不足稱為海軍史著述。若採此尺度去衡量,在2001年以前公布的大陸刊物中試找一兩個合格之例就難乎其難。

可幸剛踏入新世紀,嶄新的海軍史時代便揭幕。艦隻、武器、戰術、戰事迅即因接班一輩的努力已昂然皇然邁進研究核心,且恆不以僅治中國海軍史為滿足,而是向世界海軍史探求例証和啟發思路。海軍是科技性高、變化幅度大且速的兵種,研究某時段者自當熟悉該時段的海軍專業知識,而不應仍採用過去的手法,繼續讓海軍史屈居為政治史、工業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的附庸。

推動新境拓展的功臣就是“北洋水師”網站站長、中國海軍史研究會發起人陳悅。憑他快捷無比的寫作速度,著述爭相出爐,源源不絕﹔廣泛而專業的興趣容其縱橫照料整體海軍史,無一項不悉力追探,從不托辭回避﹔尋覓資料無遠弗屆,務全務齊(以往大陸上的研究者苟用些洋資料,僅求點綴而已)﹔僅照片一項,集得者就以萬張計(我有的尚不到四千)——既如此投入,不出數年陳悅便成為大陸海軍史研究界的盟主,全國人才和新出資料均向他集中,形成一個人強馬壯、資料宏富的組織。

這還不止,陳悅才三十出頭,已帶出一群卓越的下一代(不少還在求學時期)。剛趁留學英、日之便,搜集和發掘大量稀見資料的張黎源和吉辰兩位便是代表。隻要保持這股沖勁和活力,陳悅領導的這組織必會替大陸上的海軍史研究帶來深廣兼足的持久革新。

我蕭規曹隨,也做了點這方面的工作。我在美退休后移席香港,再執鐸十一年,得與門人周政緯結緣。目前傾力研究北洋海軍所聘歐美籍洋員的他,搜集資料和研究分析所用方法與我甚近。他可以說是我的接班人了。周政緯和我同是陳悅組織互勵互助的中堅分子。

要是前此以述某人海防思想那類泛而乏味的題目為滿足者,或以為單靠排比中國史料便可大白真相者,或覺得海軍史的探討須托付在政治史、外交史之類雨傘下始能生存者(如此艦船就必退居為點綴工具),能洞悉前惑,改弦更張,並加入新行列,中國海軍史的治理與世界海軍史研究接軌指日可待。

這樣回答此題好像與甲午海戰關聯不大。也許可以說回答是以大括小,因2000年以前和以后甲午海戰研究成果分別極大,而差距之所由正是因上言以前治學之種種缺失導致近年徹底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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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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