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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幕僚張群:唯一敢和蔣介石在飯桌上講笑話的人

2015年01月23日15:42    來源:洛陽晚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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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群為蔣介石經營台灣賣命,蔣介石自然對他也是恩寵有加。他是唯一一個敢和不苟言笑的蔣介石在飯桌上講笑話的人。

蔣介石的幕僚政治是民國社會獨裁政治的一個側影。張群作為蔣介石的幕僚長達60余年,這在蔣介石的百余幕僚中可謂絕無僅有。有人諷張群為“蔣介石的侍女”,張群自我評價則為“主人的廚子”。

川、康、雲、貴各有打算

張群擔任西南行政長官之后,很快到四川上任。他把“團結、自衛、自給”作為自己施政的三大要旨,想竭力穩定西南形勢。這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正調集雄師百萬,准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敗局已定。由於國民黨蔣介石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致使和談破裂,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全體和談代表滯留北平,多數參加了新中國的籌備工作。

1949年4月17日,李宗仁見自己無力控制局勢,於是致電蔣介石,請求他重新擔任總統。蔣介石回電要與代總統李宗仁及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在杭州召開緊急會議,張群也從西南飛赴杭州參加了這次國民政府最高決策會議,以應付最后的危局。這時候,在強大的人民解放軍的壓力之下,國民黨的這些首要人物最后決定採取強硬態度,頑抗到底。會議還決定李宗仁繼續擔任國民政府代總統,蔣介石擔任國民黨的委員長,並且宣布與共產黨和談已徹底崩潰,政府遷往廣州,繼續與共產黨對抗。對於蔣介石的決策,張群自然沒有什麼意見,在接受了蔣介石的再三囑托之后,他匆忙返回西南,布置西南防務去了。

張群回到重慶后,不斷地宣傳團結,呼吁各方勢力團結一致,共同應付危局。可是川、康、雲、貴四省首領各有打算,使得張群焦急萬分。8月24日,蔣介石從廣州趕到重慶,與張群商談確保大西南的方案,他們認為陝西的關中、寶雞一帶已經失守,隴海路也已經被中共所控制,並且中共正在進攻秦嶺一帶,因此他們判斷中共主力應該會從川陝公路進攻四川,而不會走地形險要的兩湖西部和四川東部。於是,蔣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領3個兵團重點防守川北,羅文廣帶領第15兵團增防陝南一帶,並調楊森防川北。8月29日,蔣介石主持了西南軍政會議,召來了胡宗南、宋希濂以及各兵團司令,還有各省主席、各邊區軍政負責人,聽取西南防務現狀及對策“匯報”,張群指定自己的代參謀長劉宗寬作“情況判斷”匯報,但他自己不知道,其實劉宗寬早已投奔了革命,心向共產黨了。

劉宗寬迎合蔣介石的判斷,斷言解放軍必學三國時的鄧艾,由陝入川,必須加強對胡宗南部的支持。報告得到胡宗南的大力呼應,也更加堅定了蔣介石的判斷。最后他著重強調了保存西南對於國民黨的意義,西南地區地形險要,人力物力充足,足可以成為復興的基地,將成為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一個堅固據點。然后他要求以隴南、陝南作為決戰地帶,重點防御川北,並要求各部聽從張群的指揮,爭取勝利。

蔣沮喪逃離,重慶解放

當時,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具體負責解放西南的戰事,劉宗寬向他們報告了國民黨重點防御川北的布置,建議我軍從川東進攻,並把蔣介石搞的川東防御部署的具體情況以及存在的漏洞詳細報告過去。其實,毛澤東早已作出了大迂回、攔腰截斷大西南的戰略部署,劉、鄧、賀得悉蔣介石方面的情報之后,決定將計就計,佯裝進攻川北一帶,而實際上主力迅速南下,准備從川東的兩湖一帶發動攻勢。最終,解放軍突然從湘西西進,直出貴州,佔領了川東、川南,攔腰截斷了國民黨的大西南防線。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川湘鄂綏署主任宋希濂、川鄂邊綏署主任孫震、貴州綏署主任谷正綱等人連連向重慶告急,張群聽了各方的報告,大驚失色,按照他們原先的判斷,解放軍主力將從川北方向進攻,可現在解放軍卻在東部發起了攻勢,並且勢頭強勁。

張群難以決斷,無法確定是主攻還是佯攻,而此時,正值解放軍進攻金門失利,蔣介石父子飛往台灣,去宣傳他們所謂的“金門大捷”了,所以重慶方面的事情張群也不好妄自作主。沉默一會兒后,張群讓長官公署參謀長聯系胡宗南的消息,胡宗南告知張群目前川北方向未見解放軍發動攻擊的跡象,秦嶺、大巴山防線安若泰山。得到這個消息后,張群進一步分析:假如東線是佯攻,那麼,解放軍也將很快在北線發起主攻,假如北線過一段時間仍然沒有動靜,那就說明解放軍的主攻方向就在東線。因此,張群非常關心北線的情況。

十幾個小時以后,川北方向仍然沒有動靜,張群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的部署出了問題,解放軍的確在東線發起了主攻。於是當即讓劉宗寬發出三封電報,一封是發往台北,告知蔣介石“西南防線”的東部情況,請他火速返回重慶坐鎮指揮。第二封是發給東線三位綏署主任和4個兵團司令官的,要求他們死守,為“黨國”復興保住基地命脈。第三封發給第15兵團司令官羅廣文,令該兵團由川北東運綦江,准備增援宋希濂集團。他哪裡知道,他的參謀長早已不是他的人了,他這三封機密電報,很快也到了中共手中。結果川東部署迅速瓦解,前去支援的羅廣文部在白馬山一帶遭到解放軍伏擊,被殲大半,余部潰散。11月26日,劉、鄧大軍向重慶挺進,11月27目,國民黨見重慶已沒有守住的可能,蔣介石便授權國民黨特務,對白公館、渣滓洞及新世界監獄的“政治犯”實施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制造了震驚中外、駭人聽聞的大慘案。11月29日和30日,人民解放軍先后佔領了長江南岸各渡口。11月30日凌晨,蔣介石沮喪地匆忙乘機逃離重慶,張群飛往成都,企圖作最后的抵抗。臨行前,他還不知道劉宗寬的底細,將率領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給了他。而劉宗寬命令總務處長率隊先行,自己則躲了起來,投向了人民解放軍。11月30日下午,人民解放軍進入市區,重慶宣告解放。

扣留高官 ,決意起義

重慶解放以后,成都已經是門戶大開,蔣介石和張群知道,成都也是危在旦夕了,於是商議進一步的退路。他們認為,雲南一帶地處邊疆,靠近越南、緬甸等國,據守有著諸多有利條件,於是打算退往雲南。但是,雲南地方實力派向來對蔣介石有防范之心,與國民黨中央貌合神離,明爭暗斗,因此,蔣介石試圖利用張群和雲南省主席盧漢的私人關系,到雲南說服盧漢騰出昆明,讓國民黨中央軍事指揮機關和西南長官公署遷到昆明。張群領命后,於12月7日飛赴雲南。

當時雲南革命活動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盧漢與當地的中共武裝力量已經有所接觸,已有了准備起義的打算。此時,蔣介石命他“進剿”中共在雲南的“邊縱”武裝力量,盧漢為了應付,表面上調動部隊前去“進剿”,而實際上派第93軍軍長、自己的內弟龍澤匯暗地裡到石林五棵樹村與“邊縱”副司令朱家璧會晤,並通報了“進剿”情況,還帶去了槍支彈藥支援“邊縱”,商議准備近期採取行動。所以,張群到昆明與盧漢商談搬遷事宜的時候,盧漢以種種理由和借口拒絕搬遷,並提出需要大筆搬遷費用和大批武器后才能搬遷,回絕了蔣介石的要求,張群隻好在12月9日回成都,向蔣介石匯報盧漢的情況。蔣介石立即面授機宜,讓張群返回昆明控制局勢,安撫盧漢。

隨著國民黨戰事的一敗涂地,雖然張群與盧漢尚未談妥搬遷事宜,國民黨許多中央機關已經潰逃到了雲南,有的已經擠進昆明,整個昆明人滿為患。國民黨陸軍總部參謀長湯堯帶了1萬多人馬到了曲靖,也想進入昆明。而蔣介石也已經察覺到盧漢近期會有行動,在派張群前去安撫的同時,又准備派第8軍軍長李彌調1個師的兵力進駐昆明,監視盧漢,甚至在考慮毛人鳳提出的除掉盧漢的建議。因此,局勢非常緊迫,盧漢決意起義。

12月9日晚上,張群返回昆明后,盧漢便以張長官回到昆明召開會議的名義,向駐昆明國民黨中央各機關、各軍各單位發出開會通知,特別列出在昆明的沈醉、李彌等7個重要實權人物的名單,令其到盧公館開會。7人遵令按時到會,盧漢便將他們全部扣押,同時軟禁了張群。按照12月9日事前的約定,盧漢與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分別在雲南昆明、西康雅安、四川彭縣同時宣布起義。

扣留這些國民黨高官以后,盧漢派人做他們的工作,要他們一起參與起義,沈醉審時度勢,表現積極,當即簽字表示願意起義,第8軍軍長李彌最頑固,但是最后也無奈地簽了字。張群被軟禁以后,知道處境危險,就想利用自己與盧漢的個人關系,謀一條生路,於是寫信給盧漢,回憶舊日交情,表示以后不再過問政治,希望能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到香港做一個寓公。12月10日下午,盧漢派雲南省代主席楊文清前來勸說張群一起起義,張群向楊文清表示了個人的難處,他說:“我也同情你們的難處,你們起義我也可以理解,國民黨的敗局確實無法挽回了,對於蔣先生的所作所為,我也有不滿的地方,可我早年就參加了國民黨,和蔣先生的私人關系你們也是知道的,我有自己的難處,不能和你們起義,這個請你們理解。請你轉告盧漢,就算是你們將我交給共產黨,我想我與中共高層也有一些交往,他們也不會把我怎麼樣。希望他念在舊交,把我放了,我以后就到海外,做個寓公,不再過問政治了。”盧漢聽了楊文清的回報后,決定放了張群,並給他一封短信說:“此次明公來滇,任務至重,大勢已去,以是公情私誼,惟有送公赴港,無以報德。”正巧法國寰球公司有架飛機離開昆明,盧漢就安排張群上了飛機,飛赴香港,這次是張群倉皇離開大陸,再也沒有回來。他當時的心情,我們已經無法推測了,也許既有被釋放的慶幸,也有一敗涂地的苦楚。飛機中途遇雨,當晚在越南海防降落,第二天到達香港。張群當然沒有留下來當寓公,而是乘船前往台灣,回到蔣介石那裡去了。1950年,周恩來總理對盧漢釋放張群一事有自己的看法,他說,盧漢未與我們商量,便把張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話,我們可以當作籌碼與張學良交換。

致力外交,賣命台灣

蔣介石逃到台灣之后,開始反思在大陸失敗的教訓,由此對國民黨中的不少重要人物如陳果夫、陳立夫的成見更深了,彼此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以至於不批閱國民黨中央黨部呈報的文件,不出席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的會議,對一些重要人物不信任了。與此相反,張群等人仍然得到了蔣氏的信任和重用。

張群在台灣主要致力對外交往,側重於對日本的關系。他到台灣后,曾經先后7次去日本活動。1952年5月5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我們堅持一切佔領軍隊必須撤離日本﹔對於美國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對於公開侮辱並敵視中國人民的吉田、蔣介石‘和約’,是堅決反對的!”台灣立即作出反應,8月,蔣介石派張群“總統府資政”為特使,為簽訂日蔣“和約”赴日。與日本吉田會談時,張群按蔣介石指示阻止日本和中國大陸發展貿易關系,希望加強日、蔣經濟合作。9月18日,張群拜會裕仁天皇。等到談到雙方的關系時,裕仁天皇面帶愧色說:“雖經閣下長期努力,而兩國終於兵戎相見,誠屬遺憾,深覺無以面對閣下!”這樣的一種開場白,讓張群不知如何回答。裕仁天皇為避免尷尬,接著趕忙說:“蔣總統在終戰時聲明以德報怨,此種寬大精神,至今令人感激,由於蔣總統的這種精神,本次的和平條約才賴以完成。”張群終於恢復了常態,一臉若無其事的神情應答道:“蔣總統的聲明,是深望借戰事的結束,能從此解消過去長達數十年的兩國間的芥蒂,而重新建立真正親善互助合作的友誼。聲明發表之后,已承貴國人民熱烈感謝,現在又蒙陛下親口言謝,本人自當轉達我總統,我總統一定也會覺得欣慰。此次戰爭的責任,蔣總統早就深知是部分軍人之所為,與陛下的意旨及人民的願望相違,因此開羅會議時,曾強調盟國應該尊重日本皇室。”對於剛從廢除天皇制的恐懼之中走出來的裕仁天皇,突然間聽到關於皇室和戰爭的責任的話題,不覺一陣緊張,悚然回答:“吾人對於蔣總統的盛意,真不勝感謝!”

張群為蔣介石經營台灣賣命,蔣介石自然對他也是恩寵有加。他是唯一一個敢和不苟言笑的蔣介石在飯桌上講笑話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張群利用自己和蔣介石、張學良的個人關系,為張學良恢復自由而積極奔走。張群是張學良在國民黨高層官員中最為熟知的一個,自從他們在1930年那次大打衛生麻將、張學良發表“巧電”入關、幫助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以后,兩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個人關系。張學良幾次到南京,都有張群迎送陪同,甚至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的時候,時任上海特別市市長的張群也要遠赴天津迎接張學良南下參加會議。直到“西安事變”的時候,張學良發表八項主張的電文,公開指責張群為首的外交部的對日妥協,並且在和談中要求改組政府,結果張群在蔣介石的授意下,被迫辭職,自此以后,兩人有所疏遠,加之張學良被軟禁,兩人一直未曾會面。直到國民黨退到台灣后,張學良移居陽明山,兩人再次見面,一笑了恩怨,恢復了交往,成為了晚年的一對好友,張群並且參加了張學良和趙一荻的婚禮,見証了他們堅貞的愛情傳奇。當時的張群成為了蔣介石和張學良溝通的可靠橋梁,蔣介石召見張學良就是由張群具體安排的,而張學良給蔣介石的書信也是由張群轉達的。蔣介石七十大壽的時候,張群轉送了張學良的賀禮,蔣介石也回贈了禮物。在張群等人的努力下,張學良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到蔣經國等人當政的時候,張群又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不斷給台灣當局施加壓力,為張學良的重獲自由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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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雷蕾、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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