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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鍔為何稱“梁啟超與楊度人各有志不相強”?

2017年03月13日15:50    來源:文匯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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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這封信表示:與楊度從政治上劃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變。楊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鍔,請他出面前往天津勸說梁,想替袁世凱打個圓場。

蔡鍔為何稱“梁啟超與楊度人各有志不相強”?

《楊度與梁啟超——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楊友麒 吳荔明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本書系國內第一本楊度、梁啟超的合傳。作者楊友麒、吳荔明既是伉儷,又分別為楊度之孫及梁啟超之外孫女。較之同類作品,本書具有如下鮮明特色:其一,許多涉及楊度、梁啟超及其后人的史料及圖片首度公布,對一些歷史疑案如梁啟超死因等,從家屬角度提出看法。其二,介紹楊度和梁啟超的生平及兩人關系,著重探討他們在當年歷史大背景下的合作與互動,也介紹了他們和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蔡鍔等同時代重要歷史人物之間的交叉碰撞及各自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的作用。書的末章,特地介紹了楊度與梁啟超的后人,尤其對楊度后人境況敘述之詳,前所未有。

梁啟超的“失望和厭倦”

1913年,在楊度與梁啟超不約而同的舉薦下,袁世凱於9月封蔡鍔為“昭威將軍”,同時召其進京。

蔡鍔到北京之時,正是熊希齡為總理,以進步黨人為基干組成“名流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之時。大家對袁世凱都存在好感和希望。蔡鍔到京,來往最多的就是其恩師梁啟超和老鄉兼老友楊度。但好景不長,袁世凱下令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解散國民黨,使議會陷於癱瘓。1914年2月,熊希齡、梁啟超先后辭職,成立不到半年的“名流內閣”垮台。

袁世凱在成功鎮壓了“二次革命”后,認為“國會”、“政黨政治”完全是多余的擺設,可以肆無忌憚地甩開,中國最適合的隻有獨裁專制,從而加緊了帝制的運作。“名流內閣”幫助袁從“臨時總統”變成“正式總統”,又幫助他打擊了議會內的國民黨勢力,最后將立法機構議會取消,代之以欽定的“政治會議”代行立法職權。這個政治會議由六十九人組成,其中十人由總統指定,五十九人由各省推舉。袁世凱指定的十人中,就有楊度和蔡鍔。

“名流內閣”辭職后,政治會議變成“約法會議”,其目的是要改變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時,為約束袁而確定的《臨時約法》。

“約法”無疑是對袁的一道“緊箍咒”,袁必須盡早去除。約法會議產生的《新約法》賦予總統極大權力,而取消了責任內閣和議會,由立法院為立法機構,在立法院成立之前,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責。1914年5月,袁世凱下令設立參政院,以黎元洪為院長,參政委員七十人皆由袁委派,其中就有楊度、梁啟超、嚴復、蔡鍔等,楊、梁和嚴還被選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此時,梁啟超對袁世凱導演的這套政治已感失望和厭倦,但尚未和袁決裂。一方面,他仍對袁世凱抱有希望,感覺他還是中國政壇上無可替代的人﹔另一方面,袁世凱也深知梁啟超的影響力,要想做皇帝,這是絕不可得罪的人,所以也處處給梁留足面子。

與此同時,楊度和蔡鍔、梁啟超一直保持著相當和諧的關系,畢竟大家從日本開始就共同推進的憲政,如今清政府倒台后,在袁世凱總統領導下比以前希望更大了。

這種情勢,在1915年發生了逆轉。

楊度趕寫《君憲救國論》

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出兵山東青島,取代德國,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政府簽訂屈辱的條約后,取得日本的支持,加緊了帝制的運作。要變更國體,必須輿論先行,袁世凱深知,領導輿論者非梁啟超莫屬。

1915年初,由袁克定出面,與楊度在北京小湯山宴請梁啟超。當時,梁已退出政府,受聘清華學堂演講寫書。梁接到袁克定邀請赴宴,頗感意外,到達飯店后,他發現,僅這兩位熟人在等他。袁克定解釋:“沒有外人,為的是可以隨便談一談,不受任何約束。”談來談去,梁聽出味道:袁不斷地批評目前的共和國體不合乎中國國情,希望梁能夠附和贊同變更國體之意。這本來就不符合梁啟超的一貫主張,所以他力陳推翻共和變成帝制的危害。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梁啟超的主張,后來他在回答《京報》記者的談話中講得很明白:

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兩者既無所擇,則毋寧因仍現在之基礎,而徐圖建設理想的政體於其上,此吾十余年來持論之一貫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屢遷之,其傷實多,吾滋懼焉,故一面常欲促進理想的政體,一面常欲尊重現在的國體。此無他故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之變更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聞也。

梁啟超是個政治敏感的人,一看話不投機,就感到將來可能會出事,既然自己已離開政壇,還是躲開為上策。於是,他立即將家從北京搬遷到天津去了。

楊度看梁啟超不願幫忙,但是輿論先行時不可待,就自己親自動筆,於當年4月趕寫出一篇《君憲救國論》,托內史夏壽田轉呈總統袁世凱。袁看后感到正合己意,囑將此文立即寄給湖北彰武上將軍段芝貴,令他秘密付印,然后分發給各省文武長官參考。

為了表彰楊度,袁世凱親自提筆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大字,做成匾額,送到楊度府上。

在楊度與袁克定積極籌劃帝制之時,梁啟超則正千方百計地勸阻袁大總統千萬不能改變國體。4月,他為了替父親慶祝大壽,從天津返回廣東,在離開天津前還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上大總統書》。在這份上書中,梁從古今中外經驗教訓曉以利害,苦苦勸袁千萬不能因私自改變國體而失信於民,他說: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啟超良不欲更為諫詛,益蹈愆嫌。唯靜觀大局,默查前途,越思越危,不寒而栗。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雲膠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為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墮落,而國本自此動搖。……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干,一日而所行盡反其所言,后此將何以號令天下。

6月,梁又約好同樣不贊成帝制的馮國璋一同進京,面見袁世凱數次,力陳國體之不宜變動。在他們面前,袁世凱一再表示絕無稱帝之意。馮國璋也感到袁的態度十分誠懇,他登報稱:“此議可以休矣!”

如果說楊度的《君憲救國論》還隻限於“內部發行”,那麼總統府的美國顧問古德諾啟程回美國之前寫的一篇《共和與君主論》呈獻給袁大總統,袁命翻譯出來並在《亞細亞報》上發表,那就使帝制運動向全國公開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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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淑燕、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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