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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老人状告张春桥是“叛徒”,毛泽东为何置之不理?

王海光

2012年02月20日10:35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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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码。但历史毕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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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

  “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国政治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国元勋,下至各方大员,都是任意损贬,可谓神气活现。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 “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 “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码。但历史毕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作为“文化大革命”同生共息的张春桥之流已被“彻底否定”,但产生他们的社会土壤是否彻底清理干净了?对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符号的文化清理还会继续下去。

(责任编辑: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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