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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之女:父亲是“世界上最富的穷人”

2010年10月21日18:42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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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庆完成了回忆录 《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通过质朴的文字,她记录下了父女深情,记录下了父亲的无私大爱与家国情怀,让人们从素纸墨香中回首瞻仰一代国画巨擘的艺术风采与人格风骨。张心庆说:“我要让世人知道,在那一张张绚烂的画作背后,有着一颗怎样的心灵。 ”

  她的父亲是张大千,享誉画坛,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

  不久前,她父亲所作的国画《爱痕湖》以过亿天价,创下了中国现代书画的拍卖奇迹。

  而作为一代名家的后代,张心庆手中并没有一幅父亲的遗作。她的晚年,选择在上海南汇一家养老院,简单朴素地生活。

  张心庆说:“虽然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给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财富,这才是真正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 ”

  浦东南汇乡间,一座正在修葺的不起眼的养老院。步行穿过曲折的楼道,我们辗转来到张心庆女士的房门前。

  开门的是一位瘦小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从事了一辈子的音乐教育工作,今年80高龄的张心庆依然透出一股爽朗活泼的天性,一见面便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

  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简朴整洁:一个五斗橱,一张书桌,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最值钱的物品是那架静静摆放在角落的钢琴,那是张心庆的侄子送给她的。最显眼的是墙上一张巨幅黑白照,女儿小咪正调皮地揪住外公张大千的髯须。

  就在这方斗室,张心庆完成了回忆录 《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通过质朴的文字,她记录下了父女深情,记录下了父亲的无私大爱与家国情怀,让人们从素纸墨香中回首瞻仰一代国画巨擘的艺术风采与人格风骨。

  张心庆说:“我要让世人知道,在那一张张绚烂的画作背后,有着一颗怎样的心灵。 ”

  “父亲的妙手托着我,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

  张心庆出生在四川一个大家族。父亲张大千先后娶了四房太太,生育了十多个孩子,加上父亲兄弟们的孩子也不少,算下来张心庆在她那一辈中排行第十一,全家人都叫她“十一”。

  张心庆的母亲曾正蓉是张大千的第一任妻子,虽然是祖母包办的婚姻,但在张心庆记忆中,父母相敬如宾,父亲非常尊重母亲。

  母亲宽容大度,从小就教育心庆:“父亲喜欢的人,我们要学着爱她们;他的儿女,理所当然也是我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 ”因此,张心庆爱她的四位妈妈,也爱爸爸的其他孩子。

  张心庆的童年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后来张大千漂泊到世界各地,父女俩长期分离。童年这段金子般的岁月,成了耄耋之年的张心庆最珍贵的回忆。

  在张心庆的心目中,父亲不仅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大艺术家,还是他们那个大家族的顶梁柱。 “父亲没有一天不在桌前画画,他的画是这个家的唯一收入,全家人要吃、要穿、要用,都靠父亲手中的画笔。 ”

  记得9岁那年,有一天父亲作完画正在休息,调皮的心庆掰开他的手指一个一个数着玩。当心庆触摸到父亲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时,突然发现父亲的手指像穿草鞋的脚趾一样,布满了老茧。瞬间,心庆的心只感到一阵痉挛:“爸爸,你手指疼吗?我用嘴给你轻轻吹一下,行吗? ”

  张大千望着年幼的女儿笑着说:“心庆,我手指不疼,多年来都是这样。傻女儿,你长大了,知道心疼老子了。只要你给我吹一吹,为父就不疼了。 ”

  “那时,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疼痛冲击着我的心底,现在我才明白,手上的硬茧是爸爸对艺术的奉献,也是他对我们这个家的爱的记录。 ”说起这些,张心庆依旧激动不已。

  抗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全家人辗转搬进了苏州的网师园,在这个“人间天堂”一住便是5年。园中不仅有那看不厌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父亲还饲养了用来写生的藏獒、仙鹤等动物,心庆和兄弟姐妹们终日在院子里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

  后来,全家人又从苏州迁往四川青城山。山上奇峰异石,大树参天,耳畔能听见清脆动人的鸟鸣和那潺潺流淌的泉声,躲开了纷飞的战火,宛若身在世外桃源。

  “父亲在那里作画,也让我们从小亲近大自然,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感受到了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美好和灵感。 ”

  记得在青城山居住时,有一年中秋节,母亲给全家人酿了可口的桂花米酒。小心庆趁母亲上街赶集时,悄悄地喝起了米酒。当时只觉得好喝极了,就是没想到酒喝多了会醉。那时恰巧她的手臂被蚊虫螫了一个大包,长了一个硬疖子,喝了桂花酒后,不到两天疖子就溃烂化脓,疼得她夜不能寐。适逢张大千下山探望心庆母女,刚进门便听到了女儿的哭闹声。看见心庆手臂上缠着纱布,才得知是喝多了桂花酒生了脓疮。当晚,张大千把心庆背在背上,在堂屋里来回走着哄着,整夜都没合过眼,就这样一直背到黎明。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那晚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这之后有多少次我都希望自己的手能再疼一回,这样爸爸就又能把我背在身上陪着我了。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让他那双妙手整日托着我这不懂事的傻女儿,实在有些对不起他。 ”说到这里,耄耋之年的张心庆不好意思地笑了。

  生死关头,他仍是先人后己,对素昧平生的人倾囊相助

  在张心庆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少不更事的她渐渐学会了如何关爱别人。在她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对祖母的孝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年祖母卧病在床,张大千听闻消息立即从北平赶回家中。一到家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的病榻前,为自己没能侍奉左右向老母请罪。还没等心庆回过神来,爸爸又转身奔向厨房,回来时手中已端着一盆热水,他替祖母一层层地掀开裹脚布,亲手为她洗脚、剪趾甲。之后,他又一边喂母亲吃着自己从北平带回来的糖果,一边为她摆起了龙门阵(四川方言:讲故事),逗得老人家喜上眉梢。

  “爸爸当时已在画坛闯出了点名堂,但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他放下所有身段,尽一个儿子的孝心。 ”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父亲为祖母洗脚的那一幕,却是心庆怎么也忘不了的。

  一个大家族要和睦相处,必先学会礼让。张大千为人处世,总是把好的东西先给别人。先给朋友,然后才是家人;先给兄嫂,然后才是妻子;先让侄儿侄女,然后才轮到自己的儿女。

  心庆5岁那年,三伯父、三伯母从湖北宜昌来苏州看望父亲。回去时,父亲陪着他们到商店买了玩具带回家给他们的孙子。小心庆看到装满一大篮的玩具不是买给自己的,不高兴地撅着一张小嘴。父亲好像猜透了她的心思,把她叫到隔壁小屋说:“你爱你的堂哥吗?”心庆说:“我当然爱。”父亲说:“我也爱我的哥哥,就是你三伯父。爸爸小时候,三伯父总带着我玩,现在三伯父来苏州看我,我当然要给他买点东西,给他最爱的孙子买玩具。爸爸给你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你都5岁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不要小气。 ”心庆点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

  甚至在生死关头,张大千还是先人后己,对素昧平生的人倾囊相助。

  抗战爆发后,张大千带着三太太和儿子从沦陷的北平辗转来到桂林,并计划从桂林坐飞机返回故乡四川。当时,许多政要富商都打算取道桂林前往重庆,一时间飞机票十分稀缺。几经周折,张大千才托朋友买到一张全票和一张半票,于是决定让太太和孩子先走一步。

  然而就在收拾行李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拉着一个小男孩跪在门前,还没开口说话,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淌。张大千连忙将这一老一少搀扶起来,请他们慢慢细述来这的缘由。

  原来老太太的儿子在重庆一直等着她把孙子送过去。但是老人在桂林一等就是三个月,怎么也买不到机票。一老一小在桂林举目无亲,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听人说张大千买到了两张飞机票,老人就上门央求他把票让给她。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日不离开桂林这个是非之地,就要面对多一天的危险。屋内是自己的爱妻亲儿,门外的是素不相识的人。然而,张大千转身进了屋,二话不说将两张机票赠给了老太太。

  妻子得知后非常不悦,张大千却笑着宽慰道:“我也知道我们很需要机票,可是这位老人比我们更急迫,她人生地疏,还带着孙子,我们都是有父母儿女的人,如果我们的父母儿女也受困于此,我们心里得多着急啊?你应该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这番话使三太太的怨气顿时消了许多。

  “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是我的朋友,平民百姓也是我张大千的朋友”

  在张心庆的记忆中,父亲一生都很尊重人,尤其尊重在他身边工作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裱画的师傅、为他定做衣服的裁缝,还是家里的雇工。“他常说,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善待自己。 ”

  有一年,张大千在香港一家酒店下榻,为自己的画展作准备。酒店特意安排了两位年轻的茶房负责照顾他的起居。因为喜爱张大千的画,两位茶房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他求画。原本觉得张大千是大家,肯定希望渺茫,谁料想张大千听后便一口答应,还大笑道:“你们年轻人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画呢! ”说着,就铺开纸墨画了起来。

  就在张大千作画期间,房里陆续聚集了许多客人。其中一位老先生看画看得入迷,还没等画家放下笔,便高喊着无论多少钱,都要买下。

  张大千婉言拒绝说:“这画早已‘有主’了,我答应过要送给别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老先生实在想要,就和这画的主人私下商量吧。 ”随即指向两位小茶房。谁知老者见状生气地叫嚣道:“难道我还不如他们么? ”

  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张大千这下有些愠怒了,语气顿时严厉了许多:“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是我的朋友,平民百姓也是我张大千的朋友。没有这两位小兄弟的悉心照料,我哪有时间专心作画?这画是我特意给他们聊表谢意的。 ”

  “像这样为普通百姓赠画的故事还很多。父亲曾在青城山的山腰上为给他抬滑竿的竿夫画过素描,也给茶餐厅里推点心车的女招待赠过画,还曾为讨一个四川老乡做油条的秘方而用画作交换。 ”在女儿眼中,父亲张大千虽然以画谋生,但他重情谊,从不吝啬,平民百姓只要喜欢他的画,向他开口,他都一视同仁,不取分文。

  父亲是 “世界上最富的穷人”

  “张大千是国画大师,一定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了。你既然是他的女儿,多的不说,他的画总有两三幅吧? ”不知从何时起,“遗产”成了张心庆无论到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

  开始张心庆还耐心地对别人解释,现在她手上没有一幅父亲的遗作,就是个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但是大多数人听了都不相信。后来,每当面对这种追问时,张心庆都含笑不语。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心庆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父亲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张心庆觉得,这是对父亲最贴切的评价。

  张心庆记得,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张大千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但奇怪的是,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张大千也被朋友们戏称为“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常常囊中羞涩,负债累累,经常是借了还,还了借。

  张大千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张大千除了供养一大家人,慷慨帮助亲朋好友以外,大部分的钱都用来购买古画。

  “父亲特别喜欢古代艺术大家,如石涛、朱耷、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买来后就不断地钻研、临摹,提高自己的艺术造诣。渐渐地,他成了一名古画收藏家和鉴定家。 ”

  “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在张心庆的记忆中,父亲永远将艺术放在第一位。

  正是由于张大千研究透了古人的创作技法,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发明了泼墨、泼彩的创作技法,师古不泥,化之为我,才真正地成为了一名博古通今、自成一体的大家。

  据张心庆介绍,1952年张大千离开香港侨居海外,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张大千却把身边最珍贵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万壑松风图》以及一批敦煌卷子、古代书画等珍贵文物,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一位朋友,使这些国宝留在了大陆。当时美国人也出高价要买。张大千说:“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让后人谴责,我虽不能流芳千古,但绝不做遗臭万年的事情。 ”

  1954年,张心庆的母亲又将丈夫在敦煌临摹的279幅壁画全部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获得了远在海外的丈夫的支持,直称妻子做得很对。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他把自己生前留下的许多古画和古籍,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他的住所“摩耶精舍”也一并捐赠了。

  “我始终认为爸爸对我们的爱、对家庭的爱只是‘小爱’,他对别人、对国家的爱才是‘大爱’。这‘大爱’里,有父亲宽广的情怀。他不仅仅属于我们,他更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张心庆感叹道。

  以宽广的胸怀爱万物,以宽厚感恩的心待世人,这是最值钱的遗产

  “我的子女很多,在所有孩子中,你最老实、最憨厚,说句不好听的,你最笨、最傻,所以爸爸也最担心你。爸爸又怎么会不爱你? ”这是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的一段话。

  小时候,父亲总是称心庆“莽女”,因为在姊妹中她最憨直,然而张心庆善良直爽的性格又是最像父亲的。

  自从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后,张心庆和父亲聚少离多。直到1983年父亲在台北去世,这数十年间,心庆和父亲也只见过一次面。就连父亲过世时,她也未能前往见上最后一面。

  在张心庆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国画是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不可能常常想着她。但是,张心庆没有想到,父亲在晚年最牵挂的竟然还是她。

  1982年,张心庆作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时,休息期间突然有一个人来看望她,说是受台北的大千先生委托。张心庆知道,父亲委托要看望的人很多,但父亲交待来人,其他人可以不去看,但张心庆必须替他找到。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足轻重、不懂事的傻丫头,但没想到父亲是那样地疼我,牵挂我。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

  虽然,晚年的张心庆手中没有一幅张大千的真迹,也没有外人想像的那样,借着张大千的遗产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在简朴的生活中,在静心撰写父亲的回忆录中,张心庆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

  她在《给天堂里爸爸的信》一文中写道:“一个人没有开阔的心胸,怎画得出雄伟壮丽的山河;不喜爱动物飞禽,怎画得出奔腾的骏马,可爱的小鸟;不热爱大自然,怎画得出参天的大树,美丽的花朵……父亲以宽广的胸怀爱世界上的万物,以一颗宽厚感恩的心对待世界上的人。爸爸,这些才是您留给我的最最值钱的遗产。 ”(记者 林颖 本报实习生 蒋佳妮)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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