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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钱学森:说话伤人 吹捧大跃进(1)

文 | 李鹿

2011年06月16日17:1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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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大程度上是一颗“政治卫星”, 国家提出的要求是 “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为了“听得到”,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期

  钱学森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归祖国的传奇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从回国之日起,他就被塑造成一个科学圣人,充满神秘色彩。关于他的传记和报道一直十分丰富,但由于他所从事的航天、导弹、卫星等科研项目都属于保密领域,再加上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他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公开较少,而这恰是他人生的转型阶段。2010年12月,钱学森诞辰99周年,两本关于他的传记几乎同时出版:叶永烈撰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钱学森》和涂元季、刘莹所著解放军出版社的《钱学森故事》,两本书均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引发人们关注这位大科学家鲜为人知的一面。

  说话太直,不少学者被他批得满脸通红

  许多报道和回忆文章都评价钱学森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其实起初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并不像后来这样,叶永烈采访了钱学森早年的学生和秘书,他们回忆,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股“外国作风”,说话直来直去,不懂委婉不讲情面。

  戴汝为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做钱学森的学生,有一次在图书馆,他碰到正在看书的钱学森,便上前请教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说:“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用不着问我。”戴汝为当时脸就红了。后来他试着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钱当面批评说:“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表达没有条理性。”有一次甚至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戴汝为说,研究所里很多人都有过被钱学森批评得满脸通红的经历。很多年过去,戴汝为已成为中科院院士,还记得被钱老师“刺”的那种脸红的感觉。

  据秘书张可文回忆,曾有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向钱学森请教问题,进了办公室,尽管有椅子,钱学森也没有请人家坐下,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当时张可文在外屋看到这一幕,觉得有必要提醒钱学森注重国内的人情世故,她委婉地说:“树有皮,人有脸。”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吭。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20多年过去,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张可文知道后很茫然,不知道钱老为什么这样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这个提醒对他触动很大。

  和秘书互贴大字报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政治运动,他丝毫没有此类“运动经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响应号召”。在“大鸣大放”中,响应号召就要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在美国重重罗网中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没有反而可能成为问题。于是,秘书张可文就和钱学森互相贴大字报,张说钱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钱学森也给张秘书贴,说她“太孩子气”。

  为确保卫星唱响《东方红》,砍掉实验项目

  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大程度上是一颗“政治卫星”, 国家提出的要求是 “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为了“听得到”,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钱学森马上叫人写报告交上去,中央批准后,这个灵光一现的创意成为政治任务,卫星播放歌曲《东方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环节,它甚至成为重中之重,一旦上天之后歌曲“变了调”,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钱学森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明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于是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不得不砍掉一些试验项目,以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

  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音乐的质量很好。又经过严格测试和多次合练,1970年4月25日晚8点29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带有鲜明新中国特色的旋律响彻太空。

  三次论证亩产万斤

  1958年,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还没有开始,“放卫星”在中国是一个生产领域的专用词,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2日又放出第二颗卫星,声称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

  这样的产量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四天之后,钱学森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科普文章为这颗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  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在此之前的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已经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阐述类似观点。

  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基本破灭,到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钱学森仍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59年第5期)重申高产量的理论可能性。“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写到:“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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