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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辉煌“绝唱”(4)

2012年04月09日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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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东方红》成为“文革”前舞台上最后的辉煌和“绝唱”

  1965年国庆节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虽然告别了舞台,但是周恩来的心却没有告别《东方红》。也就在这天晚上接见结束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司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三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把舞台演出搬上银幕,并不是将演出简单地拍摄下来即可了事,而是要进行一次再创作。与舞台演出一样,周恩来自始至终指导了电影《东方红》的摄制工作。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这次会上,江青终于打破沉默,一语惊人:“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对此问题,周恩来是一抓到底。这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地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做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这种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留下口实。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坚定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

  针对江青的责难,周恩来要求编创人员:《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导演团成员座谈,就拍好电影《东方红》提出了几点原则性指示:第一,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指导方针还是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第三,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突破,敢于打破框框;第四,走群众路线,提倡艺术民主,原领导小组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进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第五,电影《东方红》拍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情深谊长”一场中,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8月的一天,电影工作人员在北京饭店拍录“松花江上”一场舞蹈场面。周总理突然到场。他是抽空来看看大家的,身边只带了一位秘书。他听了录音后,和指挥、演唱者交换意见,提出唱词中,是呼唤“爹啊”好,还是“同胞啊”更有积极意义。他那平和且中肯的语气和同艺术家们商量歌词的神情,倒像一位作曲家。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当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一口气审看了全部样片,这时的他已经整整24个小时没有合过眼睛。就这样,电影《东方红》在一年后即1965年的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

  《东方红》作为两个国庆节的献礼节目,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创举,说明这部鸿篇巨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是因为周总理对《东方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终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

  从1964年夏天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15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放映,距离史无前例的“文革”仅一年时间。好景不长,《东方红》成为“文革”前舞台上最后的辉煌,最后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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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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