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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战前夜

5、太原会战始于大同失守

2012年04月12日08:5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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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时,阎锡山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判断,日军下一步的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行牵制攻击,以主力向广灵进攻,企图切断我雁门关后路。

  但这两种情况,他更倾向于第一种,也就是日军主攻方向在天镇、大同。他打算实施机动的作战方针,那就是——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置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他设想:如敌以主力进攻广灵时,该处守兵应固守待援,以总预备队主力应援该方面之战斗……如敌主力进攻天镇,天镇守军拼死待援,大同附近之总预备队应向天镇挺进,浑源附近兵力偷渡桑干河向天镇右翼实行侧面攻击,以牵制敌人。俟其顿挫,由天镇两翼夹击之。

  这一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鼓励,蒋介石还答应速派河南地方部队刘茂恩的第15军开往山西,归阎锡山指挥。

  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李服膺第61军在天镇、阳高等地设防,占领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日军西进,掩护聚乐堡、大同主阵地带。其任务是沿平绥线节节抵抗,诱敌至大同外围,由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和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聚而歼之。

  负责打头炮的是李服膺。他的第61军首当其冲,正面迎敌,对整个防线举足轻重。一切的关键在于,李服膺能否尽最大限度顶住进攻天镇、阳高的日军,使主力部队从容布防。

  李服膺是在匆忙撤退的过程中接到阎锡山令他防守天镇、阳高等地的命令的。第61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其实仅有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7个团。况且这点部队在平绥线上同日军已有所接触,虽未大打,但仍受到一定损失。

  对于天镇、阳高等地的“国防工事”,第61军的官兵十分熟悉,因为这些工事是一年来他们自己动手修筑的——正因为比较熟悉,李服膺和他的部下才深知其中的利害。施工时,他们从太原只领到很少的材料,钢筋、洋灰不足计划准数的1/10,民工工资、兵工津贴被阎锡山百般克扣。据说阎锡山用它在全国各商埠大做买卖。这种偷工减料做成的所谓国防工事能抵御日军的飞机大炮吗?况且此时还有不少工事未完工,难以使用。有人发牢骚:“做国防工事,不给工具材料,一味克扣工资津贴,这明明是拿上肉弹顶铁弹……”

  不难设想,当李服膺接到阎锡山“坚守3天,拒敌西进”的命令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惊慌。但他信奉“咱不做阎先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这一类的话。仓促中将独立200旅第400团部署在盘山制高点上,第101师的3个团依次在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山瓦窑口一线布防,第399团负责天镇城防,第401团驻守在天镇城外,第414团驻守天镇以西约30公里的阳高县城。这样,第61军构成了以盘山为主阵地、由4个团组成第一道防线,以及以天镇、阳高两城为纵深防线的T字形防线。军司令部驻于阳高县城内。

  据亲历过天镇之战的第101师第213旅旅长杨维垣回忆:战前,李服膺曾亲莅一些部队讲话,号召官兵不怕牺牲,坚守阵地,军部还印发了《告全军官兵书》,部队可以说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9月5日,即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大批日军尾追而至。开始日军并未攻击最为重要的阵地盘山,而是集中火力攻击第101师第425团的李家山、罗家山阵地。团长李在溪注意到,日军这次进攻,并不用惯用的步炮协同的战术向他们冲击,而是先以步兵涌至阵地前,诱使他们进入阵地后,敌飞机即低空投弹扫射,然后继以猛烈炮火轰击。如此反复,整整延续了4昼夜。敌步兵根本没到他们团阵地直接冲锋,他的1?300余名的团队即伤亡官兵700多人,全团9个连长,阵亡3人,伤5人。

  李在溪心中十分焦急,前后共给军长李服膺送去18份紧急战况报告。40多年后,李在溪回忆道,李服膺和他军部的全体人员,惊慌失措,整天忙于钻防空洞躲飞机,他的18份报告,被军参谋长刘金声装入裤袋内睡了大觉。第4天的傍晚,李军长和他通了电话,说:“你团的情况十分危急,应该给你增调兵力,但目前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无论如何你要尽力支撑,不能放弃阵地。”

  然而,李在溪的直接上司、第101师213旅旅长杨维垣却回忆说:“此时,军长李服膺在阳高城内坐卧不安,率幕僚人员与直属骑兵连进驻天镇城西村庄,指挥作战……综计我101师伤亡官兵共达千余名。遗憾的是,我旅425团团长李在溪,自始对抗战抱悲观消极态度,在阵前竟越过师、旅长,多次径电军长请病假辞职。军长知他无病,复电责以大义,指示他勉为其难……该团程琮营被敌人突破一处,全团溃退下来。我严令该团立即反攻,虽未完全恢复原阵地,总算稳住阵脚,全线未受严重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最初的战斗是激烈的。3天过去了,第一线的部队虽歼敌不多,但伤亡十分惨重,工事悉数被毁。所幸的是主要阵地并未丢失。李服膺在阳高城他的指挥部里,总算舒了口气。然而,这时候,他又接到了阎锡山“续守3天,掩护大同会战”的电令。阎锡山的命令他自然不敢违抗,只好强打精神督促部队全力坚守,一完成任务马上撤退。

  如果不出意外,再坚守3天估计问题不大。天镇是雁北地区的门户,此仗是日本进攻山西的第一仗,如果打好了,谁的脸上都感到光彩。

  然而,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意外的情况就出在防守盘山的第400团身上。

  盘山位于天镇东南约4公里的地方,是一座高峻险要的山峰,也是天镇的名胜。站在山顶,既可以俯瞰平绥铁路,又能屏障天镇全城。按说日军要占领天镇,必先攻下盘山。

  第400团的团长叫李生润。几天来,别处都打得很激烈,本来应该首当其冲的盘山主阵地,却不见日军来攻。他有些暗暗得意。大约在9月8日的傍晚,李生润给第425团团长李在溪打电话,说:“团长(李生润曾当过李在溪的团副),这几天你们阵地上很危险吧?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军长既无法抽调部队,我私自抽一个营支援你,如何?”李在溪说:“这怎么能行呢,抽调兵力要请上级决定,况且你那里是主阵地,关系重大,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你那里情况怎样?”“我是高枕而卧,阵地绝无问题。”李在溪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敌。李生润满不在乎地说:“老团长,请放心,我随时注意着哩!”

  就在这天夜里,大批日军乘夜色偷袭了盘山阵地。400团仓促应战,极为狼狈。守卫主阵地的营长高宝庸被炸死在石洞内。至拂晓时分,该团在付出500多人的性命后,将整个盘山丢失。

  盘山一丢,形势急转直下。第101师的3个团慌忙后撤,此时这3个团的长官已经掌握不住部队,残兵本应退往天镇城继续阻敌,他们却绕开天镇,从南北两侧继续向西溃退。

  这给了守卫天镇城的第399团一个歼敌的机会——尾追的日军误以为天镇是座空城,便高举太阳旗,列队进城。大约有近百个鬼子,被潜伏在城内各处的第399团击毙。团长张敬俊估计日军遭此意外打击,必将前来报复,他命令将被击毙日军的脑袋砍下来,高挂城头,激励士气,以壮军威。

  果然,不一会儿,日军的飞机大炮便对天镇城实施了凌厉的攻击,步兵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第399团坚守一天一夜后,于9月10日退出天镇。

  紧接着是阳高。自从盘山失守后,李服膺的指挥所就撤离了阳高。阳高的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顺着墙根堆积的砖石即可徒步登城。第414团在军指挥部撤离后,仍坚守了1天多,团长白汝庸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巷战,团副曹静山、第3营营长都来宝和六七个连排长共200多人战死。白团长见大势已去,遂率部撤出。阳高陷落。

  撤退的过程是异常混乱的,差不多等于逃跑。这时候李服膺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了。按照第二战区长官部的部署,第61军丢失第一线阵地后,应集结残部在阳高周围的第二线阵地再抵抗一阵,结果除原防守阳高的第414团外,其余的6个团皆溃退了。他们更没有按照阎锡山原定的方案向镇边堡转移,与集结在丰镇、大同、得胜口一带的傅作义部会合,而是沿大白登方向一直向南逃,直到过了桑干河好远才站住脚跟。

  其实从第400团大意失盘山开始,祸根就种下了。

  史料记载,当第61军在天镇、阳高与敌周旋之时,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曾建议阎锡山进行大同会战。然而,政治上十分老练的阎锡山军事上却优柔寡断,尽管大同会战最初为他提出,但这时候他退缩了。他的理由是:地形不利,援兵未到。仅仅几天之后,板垣第5师团主力由察南蔚县进攻广灵,直奔雁门关后路而来——大同会战便成了一句空谈。

  9月13日,大同——这座矗立在御河侧畔的塞外古城,东条兵团未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太阳旗便飘扬在了城头。

  第61军的溃退,大同的撤守,使平绥线正面失去了防御力量,晋北门户大开。

  而且,9月11日,日军击溃驻守天镇的第399团占领天镇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数千名天镇百姓几乎无人幸免,其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南京中央社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天镇屠城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首例大规模暴行。3个月后,又有了更为惨虐的南京大屠杀。

  大同失陷和日军天镇屠城震动了南京统帅部和国内舆论。

  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会战”那天,沮丧之际,他写了一首《弃雁绥工事》诗:


  国防大计定当先,临时决策事难全。

  工事费款千余万,放弃全由南口牵。


  可见,他仍然对南口陷落耿耿于怀,为他撤守大同寻找依据。

  很快,他就感受到了来自南京统帅部和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且比他设想的要严重得多。国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他,责骂他畏敌如虎——“似这等战区司令长官早该撤职查办,重重治罪,以肃军纪,以谢国人”。

  蒋介石发来电报,斥责他“临阵慌乱,御敌不力”。

  要求追查晋绥军失守土之责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寄往南京军委会和阎锡山的太和岭口行营。阎锡山惊慌了。他对他的参谋长朱绶光说:“娘那个熊!事情弄大了,可怎么收场?”

  也许就在这个瞬间,他想到了第61军军长李服膺……

  似乎命中注定,李服膺难逃此厄运。

  连日阴沉的天气逐渐晴朗起来,太阳难得露出它固有的模样,和风徐徐吹来,满坡已显发黄的青草轻轻摇摆。在这样的时刻,站在第二战区行营的小院里,能够清楚地看到不远处雁门山的巍峨雄姿。身处9月的太和岭口,原本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这天下午,负责行营人员给养和伙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上尉参谋庞小侠,突然听到司令长官对王玉林说:“你给我接南京蒋介石的电话,要快!”

  王玉林是行营有线电大队大队长,负责通信联络。电话就在阎锡山的住房里间,王玉林扯着嗓子叫通南京的电话后,对各处的人员说:“阎司令长官现在和蒋委员长说话。其他电话一律停止。”

  说完后,王玉林就退了出来,庞小侠等人也都退到门外。因为在外面,庞小侠对阎锡山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他只清晰地听到了“军法从事”四个字。

  因为这几天行营人员都在议论,第61军军长李服膺搞不好要倒霉。所以庞小侠首先想到,可能要对李服膺“军法从事”。他突然感到有些恐怖。

  灭顶之灾正像一张黑色的大网,悄悄罩向了李服膺。

  在滹沱河南岸,李服膺集结起他的残部,由广灵以西经应县向雁门关转进。途中,他接到了阎锡山召集各军军长开会的电报。他的部下里已经有人预感到可能要出事,舆论对晋绥军,尤其是对第61军责骂得非常凶。于是左右的人说:“军长,后方各地对天镇的实际战况不明了,难免以讹传讹,有所指责,目前平型关战局危机,全局很快将有变化,不如迟几天去较为妥当。”

  但是,李服膺却表现得极为自信,他认为阎不会委屈他。于是,他骑上战马,带少数随从,毅然起身去太和岭口报到。

  与此同时,军部派军械处长刘树勋去第400团扣捕团长李生润。第61军没能在天镇、阳高坚守更长一点时间,与李生润麻痹大意丢失盘山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追究责任,李生润首当其冲。

  然而,李生润却幸运地逃掉了——先是被抓获,而后又被人放掉的。至于是谁放掉的,说法不一。李在溪回忆说,刘树勋将李生润捕获后,送交第213旅旅部,军参谋长刘金声念与李生润是老同事的情面,于李生润吃饭时故使眼色,李生润托词解手,越墙逃跑。贾宣宗回忆说,独立第200旅旅长刘潭馥(李的顶头上司)在气愤不平的情绪下,主使李当场逃走。杨维垣在回忆中引用傅作义的话说:“我当即指示你们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李团长逮捕解送二战区军法总监部。谁知你们副军长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竟让李生润由军部偷偷换上便衣,化装逃往西安。”

  总之,李生润是逃掉了。据说他到西安投奔了胡宗南,并改名李德庵。后来他在胡部当上了少将高参。

  如果李生润不逃跑,李服膺的结局会改变吗?

  李服膺23岁那年,被阎锡山派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最让阎锡山看重的一件事,也许是曾为阎从保定军官学校拉回了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十三太保”,他被唤作大哥。这些人后来成了阎锡山打天下的资本。20多年来,他一贯唯阎锡山之命是从,是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阎锡山的心腹。据说他还是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与何应钦也有拉扯,他还同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同后两人的交往也许令阎锡山稍感不快。

  也有人认为他长于外交,短于军事,经常奔走于太原,进行私人活动,很少驻在防地,对所部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在用人上,一贯抓牌子(陆大)、拉关系(同乡、旧部),练兵时看表面,作战时重私情。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在阎锡山眼里,他是个信得过的亲信,这比什么都重要。

  时隔多年之后,已无人能说清李服膺什么时间到达太和岭口的。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刚一到达,阎锡山就命人把他扣了起来,押在张培梅的宪兵队。战区长官部上尉副官庞小侠念及李与他父亲是老朋友,就到设在西梁的宪兵队看他。庞小侠说:“老伯来了,想吃点啥,你就说吧。”

  李服膺只是让他给找几本闲书看。他嘴上答应了,回到驻地,根本找不到,也就罢了。

  那时李服膺仍然认为自己不会有事,会长扣起他来,是为了应付舆论。所以,在外人看来,他并不是很紧张。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仅仅半个月之后,阎锡山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说阎锡山一上来就想处决李服膺,那也不是事实。据众多的当事者或知情人回忆,阎起初是想包庇李服膺的。日军在晋北长驱直入,与阎锡山决策上优柔寡断,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有极大的关系。在南京统帅部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下,为了应付国内舆论,搪塞国民党政府,更主要的是开脱自己的责任,阎锡山找一只替罪羊,势在难免。当然也不是说李服膺就没有责任,第400团大意失盘山,造成整个晋北防线的崩溃,他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据杨维垣的回忆——有一次,傅作义对他说:“原计划在大同地区集结各主力军,准备与敌人进行会战。先是令61军在天镇、阳高固守3天,迟滞敌人的西犯,掩护主力在大同地区之会战部署,旋又追加固守天镇、阳高任务3天,共计6天。结果,因为敌板垣师团过南口后,竟从察南向平型关进犯,直抄雁门后方,以致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分令各军进关,重新部署作战,显得很为忙乱。你们军虽然守天镇、阳高已超过时限,但阎长官认为还不够持久,对尔后战局影响不利,特别是放弃绥东与雁北广大国土,使国内舆论哗然……当你们军长被扣起来后,我不止一次地向阎长官进言,盘山永久工事的失守,影响天镇、阳高防守和尔后战局,主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潭馥身上。为了严明军纪,激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阎当时同意了我的建议……”

  作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此时在干什么呢?庞小侠说,那时,不断有退下来的零散部队,副官处叫老乡蒸馍,过来的士兵每人发给5个,伤兵多给几个,没有准备菜。一天,一个伤兵在五道庙拉手掷弹炸死了自己。张培梅知道后,把庞小侠叫过去问道:“你们怎么准备的吃的东西?光吃馒头不行,小心你的脑袋!”张培梅的意思是给伤兵弄点菜。

  那些日子,张培梅的脸色很难看,动不动就发火。

  关于张培梅在李服膺这件事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培梅好杀。他得知李服膺部天镇溃退、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对那些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该处决,才能杀一儆百,提高部队的士气,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对全国其他战场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二是起初张培梅主张处决李服膺,但当他得知天镇、阳高失守的全过程后,认为李服膺不是死罪。他向阎请求将李服膺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同意。

  虽缺乏权威性的史料记载,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半个月之后,在太原省府大堂,阎锡山于深夜提审并下令处决李服膺时,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没有到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这时他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来看了看。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唐生智来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京审理。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一辆汽车悄悄停在省府大堂门口,宪兵从车上押下李服膺。他并没有被捆绑。一进大堂,李服膺蓦然发现大堂内设有公案,两旁宪兵肃立,气氛阴森恐怖,顿时呆住。他嘟囔道:“这是干啥?”担任陪审官的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会长一会儿要和你谈,你且等等。”

  未几,阎锡山从里边走出。他双手撑在公案上,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睛盯住李服膺,低声说:“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

  李服膺插话说:“让我守6天,我守了6天,我有电报……”

  “你胡说!”阎锡山逼视着他,顿了顿,“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

  李服膺这时流下了眼泪。阎锡山朝周围的人点点头,快步离开。谢濂说:“慕颜,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诉我。”李服膺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下一摔:“那还说球哩!”

  有人上前捆他,谢濂制止:“那像什么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李服膺的肩上。上车后,他对谢濂和宪兵司令张建说:“为啥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人,使我死得不明不白?”

  车到小东门大教场,他们下车。宪兵司令张建跟着李服膺往前走,还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建往一边让了让,负责行刑的绥署警卫连长康增从背后一枪将李服膺打倒在地。黑暗中看不清他临死时的模样。

  连续几天,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败军之将李服膺被惩办的消息,阎锡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秉公办案、阎长官“挥泪斩马谡”……这一招很灵,李服膺一死,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化解了。

  李服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3个多月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在武昌被处决。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终年都是48岁。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死都曾轰动一时,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

  罪名一样,死法一样,内情却有别。1938年1月28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自作战以来,死法虽然不同,我国已死了不少的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之死,人人为之掉泪,朱耀华(第18师师长,淞沪会战中兵败自杀——笔者注)之死,尚有人为之惋惜,李服膺之死,亦尚有人为之代抱不平,只有‘青天草包’(指韩复榘)之死,人们却认为是死得应该的。”

  50多年来,国内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权威性的文章,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大都把李服膺和韩复榘视为同类。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却这样写道:“从9月5日开始攻击……天镇县城之敌仍旧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没有退却,11日(日军)才攻占县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

  1937年9月中旬,放弃了“大同会战”的阎锡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似的,直趋内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关隘平型关。后来被海峡两岸的战史学家皆认可的“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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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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