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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为摆脱江青拉拢拒赴国宴

2010年10月22日17:25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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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钱钟书、杨绛和女儿钱瑗在清华园。

 

  人的记忆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岁月风雨或许会使镜面蒙上层层绿锈,即使努力擦拭,显现出的历史影像也总是模糊飘曳的,未必就是逝去年华真实场景的再现……我记得,钱钟书先生讲过几次,不要太相信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我家里,我们总是习惯地称钱先生为“爷爷”,称杨绛先生为“奶奶”,这是我们至今不变的特定称呼。先父施咸荣青年时曾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以后,他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更是时常要向他们夫妇求教。几十年来,我们两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按照我们民族传统,古人云“师徒如父子”,就是这个特定称呼的缘由吧。就连我的两个女儿,也随之称呼他们夫妇为“太爷爷”、“太奶奶”。大约是在1972年,我家刚从干校迁回,父亲还留在干校。一天,我随母亲路过南小街二店买东西,母亲遇见杨绛奶奶,两人高兴地拉手寒暄。杨绛奶奶也才从干校回京,梳着极短的头发,穿着洗得发白的男式旧制服,看打扮也是“五七战士”模样。在店门口,她俩滔滔不绝用上海话聊起天来。我急着回去写功课,悄悄拽妈妈一把,催她回家。杨绛奶奶笑眯眯瞥我一眼,问道:“这是施亮吧?”妈妈忙不迭地回答,是呀,他已经上中学了。她们分手后,妈妈在回家路上兴奋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夫妇都是你爸爸的老师!又说,还记得吗?你小时候,他们夫妇住在干面胡同院子里,我们领了你去拜年,让你叫爷爷奶奶,他们给你压岁钱呢……妈妈这番话,唤起我的模糊记忆,我朦胧间回想起钱钟书爷爷坐在沙发上,宽阔的额头,笑吟吟的脸庞,伸手爱抚着我的脸蛋。

  一年后,父亲也从干校返京,又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开始,领导让他主编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情况》,他趁势申请了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以借阅到馆内进口的西方国家书刊。他经常提着沉甸甸的皮包回家,里面装着一本一本英文书籍。他和钱钟书爷爷杨绛奶奶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了,我经常看到钱钟书爷爷开出的书单,大都是英文书籍,有时一张纸条写得满满的。这些便条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我家里。

  父亲从内心深处崇敬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曾经多次向我说起过,他所熟识的学者们当中,有学问的人也有一些,但是有学问又有品格的人却不多见,尤其是真正做到淡泊宁静、不求名利的学者更是很少。他从好友董衡巽伯伯等人那里听说他们夫妇的轶事,印象最深一事,河南“五七干校”的揪“五一六”运动中,有一次开会整郑土生先生,逼迫他交出所谓名单。郑土生先生坚不攀扯他人。散会后,许多人在场,杨绛奶奶径直走到郑土生先生面前说,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托付吗?可以跟我说!人们那时身处于充满了政治艰险的时代氛围里,谁都怕惹火烧身,能有如此侠肝义胆的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在太罕见了。

  1975年初,我从东城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北京二中做语文教师。刚走上讲台,我心中忐忑总怕调节不好讲课时间,只好借父亲的手表戴。我家的经济状况当时不宽裕,买一块手表需要我仨月工资。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得知此事后,给我家送来一百元钱,对我母亲说:“施亮参加工作,我们表示祝贺,这就权当我们的一点儿心意吧。”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了很长时间。我听父亲说,外文所与文学所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工资菲薄,都受过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的馈赠。还有“燕京才子”吴兴华教授,1958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初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属经济状况窘迫,杨绛奶奶借口寻人抄写译作,找到吴兴华大女儿,每每付给她较多的报酬,以接济这一家人。

  其实,那一年也是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最窘迫的时期。他们从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儿钱瑗的学校宿舍住一些时候,以后又住到办公室。我随父母去过那间“陋室”,到处是书架,墙边放着行军床,床边一张书桌,窗旁一张书桌,屋内已局促得难以立足了。母亲与杨绛奶奶用上海话唠家常,父亲与钱钟书爷爷则在靠窗的书桌边低声细语,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说的是英语。不过,看他俩的隐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秘闻。回到家里,爸爸告诉了我钱爷爷拒赴国宴之事,他们是为了摆脱江青的拉拢。我不禁对两位老人肃然起敬。曾有一文用暗讽笔法写,钱先生在清华的同学某位高官如何如何,似乎意在表明钱先生受其庇护。其实,他们夫妇不依靠任何政治势力的特点,恰是知识界衷心赞誉和钦佩的品格。钱先生与杨先生对待那些大人物,从来持守着不趋炎附势、不谄媚、不势利的处世原则。据我所知,那位原是清华同学的高官在“文革”后期走红,他们夫妇绝无巴结举动,更是直接拒绝江青的拉拢,否则也就不会家无立锥之地而东躲西藏了。“四人帮”粉碎后,这位高官失势失意,曾经与夫人数次探访钱家,钱先生与杨先生都在家中热情接待,而他们夫妇杜门谢客则是有名的。

  记忆铜镜上,也时常会有一层历史绿锈蒙垢在上面。不擦拭掉历史绿锈的蒙垢,我们是看不到真正事实的。

  1978年初夏,我在北京二中当语文教师。语文组的赵庆培老师,是全校的业务尖子。他博学多识,语文教学水平在区里也是有名的,曾经多次进行过示范讲课。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们聊起来。他得知我家与钱家关系较密切,甚为兴奋。问了我许多钱先生的事情。那时候,钱先生仅在国内学术界较为知名,并不若当今海内外皆知。我好奇地问赵老师,您也知道钱钟书?赵老师回忆道,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图书馆阅读《宋诗选注》,教外语的蔡老师近前来,指着封面上钱先生名字说,你知道吗?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啊!蔡老师原在北大任教,他去图书馆借书,却发现每一册书的借书卡都有钱先生的签名,便惊诧地问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人是谁?管理员反问,你在北大教书,怎么连钱钟书都不知道啊!蔡老师顺便又讲了一些钱先生的轶事。从此,钱先生的名字铭刻在赵老师记忆中。赵庆培老师说,他自己一直寻找着钱先生的作品,可除了《宋诗选注》和《通感》一文外,很遗憾未读到其它著作。他问我家中有无钱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谈艺录》,很想一睹为快。我说,您知道吗?钱先生解放前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围城》,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的,我父亲一位好友杨仲德先生家中存有此书,我也看过。赵老师也很想借来看看,我说此书是珍本,不可能借人的。赵老师表示理解。

  以后,赵老师到我家与我父亲会面。他们略作寒暄后,又谈起钱先生。赵老师恳切地说很想拜见钱先生,不知能否引见?父亲沉吟一会儿才说,钱先生工作紧张,平日极少见客。不过,他可以替赵老师问一问。

  父亲后来才对我说,他深知钱先生和杨先生不喜欢应酬,也很少见客,许多名人要人甚至外国记者学者都被拒之门外。可是他那天被赵老师一片仰慕之情所感染,决定替赵老师说一说。过几日,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事情办成了!一天晚上,他与钱先生聊天,讲起赵老师颇想拜见钱先生之事。意想不到,钱先生竟爽快答应说,是个中学教师?那我倒想见一见。他对父亲说,中学教师里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很有一些的。前一段时期,有一位中学教师给他写信,指出《谈艺录》一处引证失误,他很高兴地回信向那人致谢。

  这天下午,父母与我一起陪同赵庆培老师拜访钱家。我们先去电影院同看一场外国影片,然后又赴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天气已经很热了,钱先生穿一件旧府绸短衫,亲自为我们每人沏茶。他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谈得融洽了,赵庆培老师将他听到的两桩轶闻向钱先生求证,先是问:听说您留学归国后回西南联大任教,被破格任用,直接任教授,可有此事?钱先生确认此事。赵老师又问,听说您考取的那一年庚款公费奖学金只有一个名额,许多同学知道您要参加考试,就不去考了,这传说是否当真?钱先生也微笑点头,并说出几个名人的名字。

  赵老师又说,您编的《宋诗选注》确实是一本好书,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让人回味不已,极有收益。不过,在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读书月报》看到一篇文章,似乎是批评对文天祥诗篇选目的……

  钱先生敏捷地问,大概是指责未选《正气歌》吧?赵老师点头答是。

  这打开了钱先生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举许多事例论证这首诗有堆切典故之弊。他说,他认为这首诗并非上品,所以他选了文天祥其它的诗,没有选这篇。而且以后修订本再版,也会坚持不选的。可惜我记不得钱先生所说的大部分具体内容了。不过,我记得有一回父亲与钱先生闲聊,讲起彼此熟识的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撰文批评《宋诗选注》为何不选《正气歌》,钱先生就说,这首诗并不怎么样,只是道学气浓重,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它!他又转向也在座的我说,你要记住,一个作家最有名气的著作,未必是他最好的著作。一部作品出名,常常是因为政治和社会各种因素造成的。那时,我并未听懂钱先生这一番话,如今回想起此乃至理呀。

  钱先生又对赵老师说,不要迷信那些专家学者之类的。其实,中学老师里面倒是有一批具备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人的学术根底不见得比专家学者们差。他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相所著的《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以后又有一位江西的中学教师王锳搜集了资料,又写成了《诗词曲语辞例释》的稿子,他读过了,很有价值。此书中华书局将要出版。

  这次会面持续了近两小时。随后,父母应邀在钱家吃晚饭。我与赵庆培老师就回家了。本来,钱先生也提出请赵老师一起吃晚饭,但我父母替赵老师婉辞了。归途中,赵庆培老师颇感慨地说,有人讲钱先生是个骄傲自负的人,见面后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他很直爽,有什么说什么,绝无哼哼哈哈、装腔作势、摆架子模样,真是一片纯真呀。这在名学者中是少有的。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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