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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回忆“文革”:为何全民都在“闹着玩”?

张贤亮 

2010年10月26日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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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但人不是树木,血液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本文摘自《亲历历史》,张贤亮、杨宪益等著,中信出版社

  缘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她说《收获》策划了一个新的纪实性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约我写一篇。我说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还是写“文革”吧。我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小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

  “文革”闹了十年,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近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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