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文史

邓朴方回忆梦魇般的往事:没人推我 我是自杀的

作者:余玮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

2010年11月04日08:42  

【字号 】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邓小平夫妇与长女邓林、长子邓朴方在武安期间

邓朴方在北京残奥会圣火采集启动仪式上致辞

 

  “邓朴方”这3个字,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相系。邓朴方无疑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门之后。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特权。高位截瘫的他不屈从于命运,拖着病残之躯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号。他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却曾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有人说,他个人的大不幸,因此成为中国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之大幸。

  这位中国残疾人事业开拓者坦承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父亲邓小平的背景。“我不能说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当时我做残疾人工作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亲,要依靠自己来做事情。”邓朴方坦言:“我要请老爷子题词,他当然会,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扭,就是不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私心。”

  未名湖畔的悲剧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走富国强兵之路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和当时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样,邓朴方也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他的同学们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着的时候,“四人帮”的魔掌悄悄地向他和他的家庭伸了过来。

  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

  父亲特别的爱

  1969年,林彪发布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后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邓朴方记得,见面时,“老爷子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党籍也开除了,又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还有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为他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缪发香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从来很少求人的邓小平为了儿子向工人师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邓小平试着对所在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说:“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端缙很诧异,邓小平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呢?莫非他不想当钳工了。但他搜肠刮肚地想,厂里也没有电机方面的活,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这儿没有。”

  “那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或者收音机方面的的事情可干干?”邓小平又问。陶端缙更奇怪了,老邓怎么了,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多问题啊!他问道:“老邓,您打听这些干什么?”

  邓小平如实说:“孩子在家里闲着。这孩子很聪明,学的又是这个专业,能在这方面干点活儿就好了。”看着邓小平那双充满父爱的眼睛,陶端缙又是同情,又是着急,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看到陶端缙着急,邓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对儿子的关心使他忍不住又问:“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让他修理一下。”陶端缙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点点头,轻轻说“我知道了”,又干起钳工活来。

  适合儿子的活儿没找到,但邓朴方的事却挂在了工人的心中。工人们为邓朴方翻砂做了一副哑铃,还特意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于他锻炼上肢。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父母的慈爱,工人的关心,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张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读书学习,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十几年后果然被邓朴方干成了。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

 

(责任编辑:吴皓)

相关新闻

民国初,孙保琦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一日,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委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身着大礼服的孙被梁鼎芬一眼认出,梁直奔这位只鞠躬的官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被老友问怔住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 …更多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到1981年6月底,他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当过国家主席。对于这一问题,他在当年9月会见香港《明报》的创始人查良镛(金庸)时作了一番有趣的回答。邓小平对金庸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 …更多

我要发表留言

  1. 新刊(11月上)
蒋经国的传奇不仅限于“上海打虎”,生于浙江溪口,15岁时远赴莫斯科,和邓小平是同学;27岁回到中国,在江西试验“赣南新政”;39岁时随父亲蒋介石败退台湾。蒋经国59岁开始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在他执掌台湾的20年时间里,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新刊(11月上)
    蒋经国的传奇不仅限于“上海打虎”,生于浙江溪口,15岁时远赴莫斯科,和邓小平是同学;27岁回到中国,在江西试验“赣南新政”;39岁时随父亲蒋介石败退台湾。蒋经国59岁开始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在他执掌台湾的20年时间里,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1.   
  2.   

热点文章排行

编辑推荐

连载·书摘

  1. 读一个人的传奇,读个性,读才情,读文人交往的悲欢离合,读当代中国美术的"文革"命运。任何个人的传奇,其实都不属于自己,早就融进了一个民族的沧桑。读一个人的传奇,读个性,读才情,读文人交往的悲欢离合,读当代中国美术的"文革"命运。任何个人的传奇,其实都不属于自己,早就融进了一个民族的沧桑。
  2. 本书深度揭秘毛泽东与蒋介石的700天生死对决,着重刻画的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一对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生死对手和领袖人物形象……本书深度揭秘毛泽东与蒋介石的700天生死对决,着重刻画的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一对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生死对手和领袖人物形象……
  3. 作为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助理人员、“前七篇”、“二十五条”、“九评”等重要文章和文件的起草入之一和惟一在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作为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助理人员、“前七篇”、“二十五条”、“九评”等重要文章和文件的起草入之一和惟一在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