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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小咬如雾 蚊如烟(2)

2010年11月12日08:29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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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穿越整个20世纪,又健步迈入21世纪的周有光先生,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历史最佳的讲述者之一。几年来,口述采访者金玉良女士不论酷暑还是严寒,都坚持每周一次探望周老先生的约定,陪老人聊天,听他讲故事。准备之充分,访问之细致,材料之翔实,可称是当下口述工作的范例。



  ■那时已经65岁,还能挑秧走那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不让自己倒下去

  这个冬天,他们除了学习也搞基础建设。他们铺设管道,把围墙外面那口井的甜水引进来;修建一座大洗澡房。周先生说,“的确是优待我们,有煤、有电、有水,水还很好。”平罗有三个煤矿,其中一个矿就有两万多矿工。煤的质量非常好,筛选出的精品煤销往日本。当地人买煤很便宜,干校自己出车,拉一车混有煤矸石的煤只要五角钱。

  按照上面要求,下放干部还要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改造。第一批,选派二十几名政治可靠的干部去农民家。差不多一个月后,他们回来。从此,再不派干部下去了。周先生他们慢慢知道,当地农民太苦,吃的口粮主要靠政府配给的面粉。当地人只吃白水煮面条加点盐,没有酱油、没有蔬菜。后来,干校种的圆白菜丰收了就送给农民。他们问怎么吃?多数人不懂吃菜。从前,西大滩盛产滩羊,滩羊皮是上好皮毛,很值钱。后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牧民不能随便养羊。

  周先生说,平罗的春天是随青铜峡开闸放水才到来的。青铜峡每年“十一”关闸断水,水没了,草枯了,水沟旁边的树变成树干干。一瞬间都死掉了,没有一点光明,没有一点希望。“五一”过后开闸放水,水流到小河里、流到小沟里。眼前豁然开朗,原来看不见的树看见了,青草也钻出地面。塞外变江南,人们的心情也像从地狱回到天堂。

  平罗地区因为缺水,本地不让种水稻,“五七干校”是例外。周先生说,“有生以来第一次赤着脚踩在泥水里插秧,虽然插得不好也很慢,但是能坚持。”因为冬天特别冷,这里的水田没有蚂蟥,其它传染病也很少。周先生说在水田里干活,最困难的是挑秧。秧苗,湿辘辘的很重。田埂只有五寸宽,甚至不足五寸,上面全是水。赤脚踩在湿滑的田埂上,走快了踩不稳,要跌下去。跌下去不但满身泥浆,而且要被骂;走得太慢也不行,太慢,脚就粘住了。要掌握好速度,还要维持身体平衡。

  四十年后谈起往事,周先生说:“我那时已经65岁,还能挑秧走那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不让自己倒下去,至今都觉得满意。”

  插完秧,周先生被派去捡骆驼粪和野驴粪。荒郊野岭风沙更大,一阵风来了,人像一根茅草,想站也站不住,要马上蹲下,沙粒打在脸上很疼。没有水沟的地方长不起来树,只有草丛。一丛一丛的叫节节草,大的有筷子粗,一两丈长;瘦小的和牙签一般细。当地人拿这粗的、长的造屋顶,编帘子、席子;细的,短的,当柴禾烧。周先生捡几根细的节节草带回来,他把包在草外边的一层衣皮剥掉,露出象牙一样洁白而润滑的芯子。用剪刀先平剪截断,再斜着剪。这一平一斜两剪刀,就做成一个精美牙签。周先生说,“节节草做出的牙签不像竹子的偶尔有刺,会刺痛嘴。也不像木头的,到嘴里容易变软。”

  业余做牙签成为那段日子的一大乐趣。自己做,自己用,也送给朋友。他至今还认为,当地可以建一个节节草牙签厂。

  ■谈得起劲,他们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像对着上万棵高梁讲演

  周先生说夏天在田间干活,不是劳动苦,最难受的是蚊虫叮咬。平罗的蚊子不是生在水里,而是生在草里。不是天黑出来而是白天出来。上午十点一过,蚊子就多起来。多到你在空中一抓一大把,往腿上一拍,满手掌都是。过了晌午,天稍稍晚一点,蚊子没有过去,一种很小很小的小虫子,当地叫小咬的就随着风像雾一样地来了。周先生有“小咬如雾蚊如烟”的诗句。

  出工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腿、脚包裹起来。头上戴顶乡下人那种大沿草帽,并且用朱罗纱盖得严严实实的。怎么热也不能有缝。有缝,蚊子、小咬会钻进来。宁夏的昼夜温差大,太阳一下山马上凉快。下工回到住处,没有蚊子也没有小咬。周先生说擦擦洗洗还是挺舒服的。中午和夜晚好比两个季节、两个世界。

  快到秋收的时候,周先生和七十一岁的林汉达老先生去十几里外的土岗子上看高梁地。林汉达是教育革命家、文字改革研究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调到“文改会”搞研究工作。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编写历史故事,提倡成语通俗化,向传统教育挑战。

  周先生说,看高梁地是有规矩的:不许坐下来;不许站立不动,要走来走去;不许聊天,要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他们所在的土岗子地势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围没有人家、没有人影儿;没有人来偷庄稼,也没有人来看守他们这俩个“看秋”的老头儿。一连三天,他们规规矩矩。第四天,他们不规矩了。走一走就停下了,不仅停下来,还坐下聊天了。聊着聊着,俩人竟放大胆子躺下了。

  周有光说林先生知识渊博,脑筋好,肚子里面有趣的故事特别多。

  只见林先生仰望长空,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他问周先生:“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周先生开玩笑地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忽然,林先生笑了起来,他想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他问扫盲班的学员,什么叫遗孀?一名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么的。林先生追问,这个“孀”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对周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都没有“遗孀”这个词儿,查了几种都没有,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谈得起劲,他们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像对着上万棵高梁讲演。二人都同意语文大众化必须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周先生举例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周先生说,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林先生两个人。他们断断续续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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