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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教授访谈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是“权力斗争”!

刘立志

2010年12月09日10:00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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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陈云传》等重要领导人传记,影响深远。在辛亥革命史、孙中山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共和国史等领域都有重要著作。

  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写这样大部头的学术专著

  问:十一假期, 我认真拜读了您这部百余万字、四卷本的厚重大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书中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为什么要下决心写这么厚的一部书?

  金冲及(以下简称“金”):我是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这样,便下了决心。

  问:20世纪的历史,既包括近代史,也有当代史。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说法:当代人不写当代史,您是怎么考虑的?

  金:确实,有朋友也曾劝我不要写这部书,理由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种种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想过。我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新的视角。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致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问:您潜心研究历史这么多年,如今又写出这样一部20世纪中国史专著,您能否先宏观地概括一下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金: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在这一百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也是在这一百年里,社会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学说变为现实;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社会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进步。

  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当这个世纪来临的时候,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大举侵略中国,直到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亡国的阴影一直像噩梦般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在很长时间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中国的经济文化那样落后,中华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讥笑为“劣等民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没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景!经过半个世纪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重重困难和曲折,中国人终于站立起来,以独立的姿态开始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这以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经过种种困难和曲折,到二十一世纪到来时,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使世界惊讶的变化,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二○○○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今天,它已毫无疑义地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问: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一百年内实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个变化是怎样实现的?这中间有哪些关节点值得我们重视?

  金:这个变化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中间经历过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前人留下的现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位置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过的曲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它又像攀登一座高楼总是要从一个稍低的台阶再跨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容许超越实际可能而一步登天。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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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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