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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毛泽东冲突的伏笔:在延安就开始话不投机

黄铭

2010年12月14日09:10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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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约他当晚谈话,谁知晚上是看京剧,只是在开演前二十分钟两人碰了一下头,梁无法讲完自己的观点,只是要求毛消除误会,而毛坚持说梁反对总路线,两人语言激烈,冲突频频,不欢而散。

  冲突的伏笔

  梁漱溟和毛泽东相识在1918年,那时梁已受蔡元培、陈独秀之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院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毛泽东从湖南来找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老先生,寄住于杨家,为了糊口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据载,他也经常去听梁漱溟的课。杨昌济是著名的伦理学家,特别是崇尚阳明哲学。梁漱溟为了了解阳明哲学,经常去拜访杨,向其求教。杨把毛介绍给梁,但梁当时并未在意这个高大长瘦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了革命生涯,梁也离开北大为乡村建设理想而奔波,二十余年二人再未谋面。直到抗战爆发,梁初访延安,才和毛重新见面。毛重提旧事,梁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毛泽东就是当年那个毛润之。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其主要目的是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倾听中共对抗战的看法,主题是抗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交换关于治国建国的想法。他在延安总共和毛交谈有六次,但主要是刚到时的两次彻夜交谈。

  第一晚主要交谈抗战问题,两人相识甚欢。梁本人是主战派,但当时国内主和派、悲观论腔调很盛,梁也有些惶惑。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梁听了十分赞同。谈话一直到天明,临走时,梁送毛一本他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并点明明晚的谈话将围绕这本书。但是第二晚的谈话却没有像第一晚那样投机。谈话一开始,毛就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梁马上争辩:“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梁在此基础上讲了一大通中国“伦理本位”的重要性,而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让谁,谁也没说服谁,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第一支伏笔。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这时他渴望国共和谈能谈出成果。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的观点代表着民盟的主张。延安热情地欢迎了他。他发表演讲,希望国共双方都互相让一让,不要打仗,在一个统一政府下搞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自己的控制地区,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这可以说是第二支伏笔。

  国共和谈后期,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和中原的枪声已表明了他的心迹。但和谈这一形式还在继续。美国特使本负有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担当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但受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过于偏袒蒋方,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只好退出调停人的角色,由国内的第三方面即民盟来充当。梁作为当时民盟的实际负责人接任了这个角色。在这之前,共产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之一的黄炎培曾商定: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但梁漱溟在主持拟定东北停战方案,准备由民盟提出供国会讨论时,却未和共产党方面商量。当时有一个参加和谈调停的东北无党派人士莫德惠提出,可以承认当时已被中共所控制的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为东北共产党军队驻地,但东北铁路沿线共41个县,20个县在共产党方面,21个县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政府可以派县长带警察去接收共产党所控的那20个县的政权,以达到全铁路线的行政统一。莫认为,只带警察不带军队,这可以照顾到共产党方面。这样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梁漱溟考虑时间紧迫,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以民盟的名义,拟写三份提案,一份送给马歇尔,一份送给国民党政府,一份送给共产党代表团。共产党的这份是梁漱溟亲自送到周恩来手中的。周看后,面色骤变。梁要解释,周忙用手拦住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周还问梁:“我们彼此商量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相互关照,今天为何失信?”梁无言可答,只好立即收回提案,并让人从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处也拿回另两份。这成为冲突的第三支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梁到新政府工作。梁考虑自己一直是以第三方人士调停国共争端,今后大局如有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事奔走。而如果进入新政府,就失去了为各方说法的机会。故他拒绝了毛的邀请:“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遂有不悦之意。这是第四支伏笔。

  建国初期,毛知道梁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就邀请梁去各地解放区农村考察,没有想到梁考察回来后,即向毛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但毛病也不少。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他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毛并不以为然。他一直是以“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来评论自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以后,梁和毛几乎每隔一二个月就会见一次面,深谈一次,类似的问题提了不少。这大概是第五支伏笔。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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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刊(12月上)
    刚刚离开人世的梁从诫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骄傲之余总免不了黯然神伤地做两句论断:“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梁家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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