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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演讲: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章立凡

2010年12月14日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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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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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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