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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演讲: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2)

章立凡

2010年12月14日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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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责任编辑:肖静)

1974年,启功的妻子章宝琛黄疸肝炎的病情加重,弥留之际,她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43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原来40多年来,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第二天,启功便整理物品,决定马上搬家到别处,给自己和妻子一个独立的空间。 …更多

1957年6月1日,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接到通知,毛泽东要找他谈谈。当时的中国国内正处在“大鸣大放”时期。见面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吴冷西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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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刊(12月上)
    刚刚离开人世的梁从诫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骄傲之余总免不了黯然神伤地做两句论断:“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梁家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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