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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演讲: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3)

章立凡

2010年12月14日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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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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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刊(12月上)
    刚刚离开人世的梁从诫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骄傲之余总免不了黯然神伤地做两句论断:“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梁家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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