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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演讲: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4)

章立凡

2010年12月14日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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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百年轮回:体制一再更迭,文化进步有限

  下面讲一讲体制与文化的关系,体制与文化像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从毛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误区: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忽略掉了。这也不仅仅是毛,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概念,“公例”和“公理”,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进化论讲弱肉强食,讲丛林法则,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这种人类伦理,是讲公理的,这两种法则的冲突到现在都有,中国近代一直出愤青,就是这个原因。公例和公理总是有冲突,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在中国得到实现,列强还是不把你当成一个一流国家,他们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它利己的一面。现在说到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老不升值,美国就来了一个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策,这种对策也有它相当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国家利益冲突上,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五四以来,公例与公理的纠结就导致了一种后果,首先是爆发了五四运动,然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庶民的胜利”这套东西就变得非常激动人心,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一直影响中国,从20年代到现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还在持续。

  刚才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还是“西化”和“苏化”的矛盾。当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冲动,就把制度抉择推到优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为先要生存,这一点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观察20世纪中国三个政权的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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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刊(12月上)
    刚刚离开人世的梁从诫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骄傲之余总免不了黯然神伤地做两句论断:“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梁家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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