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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演讲: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5)

章立凡

2010年12月14日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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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宪政怪圈: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契约

  从民国历史上看,建立民国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宪政,民国的几部宪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但是这套东西在中国没有成功。我一直认为中国错过了君主立宪这样一个历史机会,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在民国袁世凯也曾经想搞君主立宪,但是他想做也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他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拿了天下,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又想背叛民国,从政治伦理上是行不通的。袁世凯之后大家又诉诸丛林法则,先是北洋军阀互相打,接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然后是国共十年内战,后来发生外患,外患去掉以后又是国共内战,基本上就是靠丛林法则。最终民主宪政没有实现,靠武力建立的正统地位逐渐丧失合法性。应该说辛亥革命是以公理开端,但是最后循公例出局。

  我们再看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到底能不能走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走出。为什么说没有走出呢?还是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所以走一走就回去了。应该说辛亥革命是要实现民主的,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丛林法则,它被推倒了;但是换上来一位,还是按原有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这就是没有走出历史周期律。今后能不能走出??民党命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元年有一个社会契约叫做《临时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它的很多承诺实际上也没有兑现,很多问题现在又重新产生。今后中国怎么走?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国民性”改造:思想启蒙仍未完成

  下面观察一下“西化”的“山寨版”问题,最早的 “山寨版”就是太平天国,它把基督教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山寨版”。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之间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一次是摧毁传统,第二次是捍卫传统。中国这个文化酱缸可以把很多外来的龙种变成蛆虫,总是不断发生异化。

  追溯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严复介绍了西方社会“公域”跟“私域”的区分,公域;讲权力,私域;讲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提出“新民说”来改造,倡导政治、宗教、民族、生计四大自由。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倡导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还有鲁迅的观点,这就不详述了,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一场“国民性”改造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这个人很复杂,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又信了基督教,他很有一种圣徒的情怀,他很想把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一下,把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一下。新生活运动有很多讲生活的内容,有很多文明习惯的提倡。他那套东西有的比较琐碎的,比如说要刷牙、洗冷水脸等等。共和国80年代也搞过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点类似。但“新生活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面临外患入侵,所以“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要“生活军事化”,希望全国人民像军队一样,这就跟蒋在日本受的教育有关。他有想法,但是在做法上层次不是很高。他不是不想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很想,只不过后来政权垮台了,这套东西没有做起来。

  后来,我们看到伟大领袖把这些东西做到了,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学雷锋,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国共两党的招数很类似,就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在党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它是强调共性的,不是强调个性的。改造“国民性”一直在持续,但是越改越糟。毛发动“文革”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结果是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现在变成一个无信仰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实际上继承的是“文革”遗产。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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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1日,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接到通知,毛泽东要找他谈谈。当时的中国国内正处在“大鸣大放”时期。见面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吴冷西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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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刊(12月上)
    刚刚离开人世的梁从诫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骄傲之余总免不了黯然神伤地做两句论断:“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梁家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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