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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演讲: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6)

章立凡

2010年12月14日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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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走出周期律:仍需科学与民主

  现在来看,虽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存在,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最高层的领导看内参可以最早得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资讯;但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都可能先于他的领导获得资讯,从微博上实时迅速地传播并获取一些最新的信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纸面载体传播模式,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前进,但意识形态管理还停留在平面媒体的思维上。

  现在感到比较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但共和国60年只见大师的背影,不见新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引用一句黑格尔的话:“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

  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十分必须的。”

  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回顾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反思的。这一百年中,有相当多的浪费,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的生命被浪费了,也包括我在内。每想到这一点我确实很感到悲怆,我今年60岁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体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令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温总理曾经讲到尊严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没有尊严。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我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我对于那种以爱国旗号维护专制的伪爱国主义,是不认同的。

  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最后结束的这句话,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

  【现场问答】

  主持人:再次感谢章老师的精彩演讲!

  如果大家浏览过章老师的博客可能会注意到章老师对“风雨读书楼”这个博客有两个题记,一个是“楼观风雨夜,灯映古今书”。另外一个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所在,章老师把他的相关思考进行讲述和给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接下来大家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感慨跟章老师共同的交流。

  提问:章老师,您说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您觉得这个契约需要怎么达成?他们愿意接受契约吗?如果不愿意,我们该如何达成?

  章立凡:我刚才讲,凡是改革都是被迫的,能不改革肯定不改革,因为改革就会失去很多利益。但是改革也是一种利益上的盘算,我们看君主立宪,实际上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统治者的利益,但是把它用法律来规范化,确定它的范围。可能你在征服这个国家的时候,一段时间内仍执行丛林法则,可以予取予求,但是统治到一定阶段你就不能这样,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我给你纳税可以,但是得按规矩纳税;而且我既然是纳税人,我就要有纳税人的权利。我们中国确实缺乏这种传统,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从汉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中国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的继承制度决定中国没有办法形成大贵族、大地主、大商人。西方是嫡长继承制,就是老大继承祖业,老大以下都各自发展,离开祖业。这样的话,它就保持了一块财富不被细分。但是中国的继承制度是各房来放,就是把祖业分成很多的小块,中国的继承制度就导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那种大贵族、大地主,也就没有跟君主讨价还价的本钱。英国的宪章运动其实也是一批大贵族跟国王坐到一个桌子前,大家协商怎么纳税,我给你纳税,你保障我们什么。但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事情,我们是一个重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这就导致契约精神不发达。西方的契约社会理念到中国比较晚,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形成市民社会。大家注意,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在英文里都是一个词,市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还是源于社会自治。一个社会如果自己能够健康发展,无论政权怎么更迭,社会还会有它自己的运转。我们中国的历史特点就是反过来的,一旦政权更迭,社会也就跟着动荡,原因是政府大,社会小。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大社会,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这样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话。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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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刊(12月上)
    刚刚离开人世的梁从诫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骄傲之余总免不了黯然神伤地做两句论断:“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梁家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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