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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忆“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乱世逸民

章立凡

2011年01月20日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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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公墓业务小姐,茫然不知康有为及康同璧是何许人。经她热心帮忙用电脑检索“罗昌”,我们在墓地沟北五组“称”字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那块小墓碑。在成片规制宏大、做工考究的丛冢辉映下,越发显得弱小孤伶,类同荒冢。这就是当年出力保护过偌大一个北京城的人——南海康有为先生之女康同璧女士,偕同夫君罗昌先生以及爱女罗仪凤小姐的长眠之地。

  本文摘自《温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十分欣慰。

  一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春天年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2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57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此外像章士钊(行严)、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严先生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烟枪被抄走了,行老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竑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竑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她还强调黄绍竑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谈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竑。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竑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效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象。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胠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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