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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王开林

2011年03月03日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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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有人指责胡适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实属罪大恶极。但打倒孔家店的头号猛将明明是吴虞,这笔烂账却算在胡适头上,他不予置辩。胡适对于人身攻击向来不作公开回应。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胡适所受到的“礼遇”无疑是最高级别的:推崇他的人将他抬到与神圣仙佛齐平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将他打入与魑魅魍魉等同的行列。这么极端的褒贬,多半由于情感天平和政治杠杆在起作用。其实,胡适的头脑显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敌手要清醒许多,也要诚实许多,他只想做一个对国家、对教育、对学术有裨益的好人。这个愿望看似中庸,要实现它,却也是千难万难。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在政治上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认为若寄希望于现实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永远无法清明。但胡适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料,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与新月社同仁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

  固有的政治屏障犹如铜墙铁壁,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轻易捅破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论调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的祸源。“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是上纲上线,但胡适的政治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拥鲁派”便长期批评他的思想“远不如鲁迅深刻”。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天真的人,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有时想下水,却又怕弄湿了鞋。偏是这样,他最终还是下了水,未能坚守住20年不问政治的自期。当日本军队打破中国的国门后,胡适毅然放下学问,走出书斋。

  1938年8月初,旅法旅英期间,胡适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慎重考虑了一番,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他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自承违背不做官的初衷,目的是为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待使命完毕,终当返回讲台和书斋。

  1938年10月6日,胡适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有趣的是,东邻敌国对此反应颇为紧张。东京的《日本评论》在日本舆论界独执牛耳,竟主动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胡适之众望所归。

  胡适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告失守,中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胡适的心脏也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此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援华呼声若断若续,胡适遂利用自己的影响,演讲和撰文造势,《日本侵华之战》刊登于纽约报章,反响强烈,使日本暴跳如雷,甚至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胡适的“非美”活动有所制裁。

  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乐天派,两人相见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致电胡适:“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负责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曾戏言,胡适再不写信给他,他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爱重。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他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尽管胡适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但他并不适合在官场行走。好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写道:“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抗战胜利后,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1947年12月,蒋介石想再度起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胡没再遵循昔日承诺——在他的心目中,内战与反侵略战争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托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婉言辞谢。

  有些人罔顾史实,仅凭臆断就痛批胡适是“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殊不知,胡适的思想更近似于活跃的化学分子,经常出人意料。据弟子罗尔纲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曾异想天开,撰写文章建议国民政府将东北某省划拨给中共,让其试验共产主义的治国方略,若试验成功,再行推广。这篇论文碍于当局的禁锢,没有发表,若非对国民党太失望,胡适当不会动此念头;若非奉行自由主义,他也不会有此建议。蒋介石决不是胡适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人物,蒋虽亲近英美,取的却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英美的军事援助欢迎之至,对其政治制度则敬而远之。

  1949年初,美国白宫暗示蒋介石,中华民国必须拿出一块崭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劝胡适抓紧时机,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积极从事。胡适向来劝导青年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自己当然也不会甘愿做政治傀儡。1949年6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给蒋介石出馊主意:任命胡适为行政院院长,借重胡的国际声望,以图获得友邦的奥援,力挽狂澜于既倒。蒋介石别无良法,也准备将死马当活马医。对于此番别有用心的延揽,胡适敬谢不敏,他不愿贪虚名而取实祸。

  1954年2月,台湾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故伎重演,再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郑重表示,他的心脏病史已长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给他开具保单,还如何担当得起“总统”的职责?有好事者问他,假若他果真被提名,然后当选,又该怎么办?胡适的答复颇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常要填表,一遇“职业”栏,即颇费踌躇。一次,他笑着说:“我活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怎样填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无官僚气息,从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胡院长,而希望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他愿做政府的诤友,也只有他这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才有做诤友的价值。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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