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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远征军老兵90年跌宕人生:除夕夜被公安局拘留

口述 | 尤广才    整理 | 罗雪挥

2011年03月14日08:5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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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1959年除夕,根据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指示,北京“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使北京市成为一座清澈透明水晶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因“历史反革命”,外加“无照行医”而被公安局拘留,送进了雍和宫隔壁的收容所。

1945年3月10日,缅甸南渡,为中国军人颁发奖章现场。这是为了表彰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圈中人物为 尤广才。(美军通信兵团拍摄,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

  尤广才,山东台儿庄人,1919 年出生。

  1938 年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系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 期学员。

  1941 年,任第54 军特务营排长、连长。

  1944 年入缅作战。

  1946 年2 月,随部队到东北“剿共”,辽沈战役中被俘。

  解放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饱受迫害,直到1980 年才

  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1992 年退休。


  1919年9月3日,我出生在鲁南台儿庄一户书香门第,这象征了我一生的命运: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时局混乱,新旧思想激战,社会动荡不已,而1945年9月3日则恰好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可以说我的青壮年时期都在战火中度过,晚年才得安宁。

  我的老家紧挨着台儿庄顺河街新关庙的东墙根。1938年4月,国民党孙连仲集团军第31师师长池峰城的抗日指挥所就设在了新关庙,他指挥手下敢死队员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拉锯战,为台儿庄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

  生于耕读世家,18岁参加抗日宣传

  民国时期,台儿庄行政区划隶属于山东峄县。这里是徐州的战略门户。我的先祖清朝初年迁徙到台儿庄,历经几代经营,成为台儿庄的望族。

  我的祖父是清代童生,设馆教书,可惜到了后来家道中落。更不幸的是父亲和祖父居然同时因病去世,一口棺材停在西屋,一口棺材停在南屋。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生活。她给人当过乳母,还帮人缝缝补补,累得两个手指都伸不直了。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母亲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碰到要饭的到我家门口,她总是要撕下一块煎饼打发。母亲也出身耕读世家,她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我十岁那年,哥哥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谋得警卫的差事,我们把家迁到了峄县三清观,我这才开始上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引起全中国震动。我还记得老师们组织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十四岁时,我初小毕业,升入峄县北街高小。当年国共两党纷争,连我们这个县城小学也波及到了。老师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地下共产党员。学校里,老师做时事报告,常对我们讲江西“剿共”的事,但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听来总是无动于衷。

  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我已经读完了《四书》,并幸运地进入了峄县图书馆当练习生。每月补助六块现大洋,母亲很高兴,我则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和自修,阅读了胡适、冯友兰、梁启超的著作。我就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自由民主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南京有中央广播电台,图书馆为了宣传抗日,专门购买了一架晶体管收音机,每天晚上十一点,我收听电台记录新闻,第二天一早,再写成大字报,到县城四个城门和街道上张贴。那时我十分自豪地向人夸耀,我参加抗日宣传了。

  跪别60岁老母亲流亡抗日

  1938年3月,日本人攻占了峄县县城。受到《大刀进行曲》、《九一八》这些抗战歌曲的鼓动,青年人都待不住,一心想杀敌报国,我也不例外。

  1938年5月,我跪别了60多岁的老母亲,孤身一人从峄县出发,一口气走到了徐州附近,恰好赶上了国军主力沿平汉路撤退。逃难的大潮也随之汹涌,老百姓白天黑夜都跟着部队走,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疲乏极了还得走。那时我总感觉到渴,到一个村庄就赶紧找水井喝水,其实是因为流汗消耗太大,怎么喝水也不解渴。

  我从山东走到江苏,在宿县越过津浦铁路到达了皖北,又从安徽走到河南,徒步一个多礼拜,母亲给我做的那双鞋都穿洞了。一路看见地里冬小麦黄得都发干了,但是没人敢停下来收割。

  走到河南潢川以后,我报考了战干团,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这里收容流亡学生和华侨青年。那时全民抗日气氛高涨,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确定了长期抗战的方针,急需建设青年后备力量。战干团于1938年1月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本来只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由于战时人才紧缺,实际录用时降低了标准。我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是凭借勤奋自修,发榜时居然名列前茅。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把重要的物资、工厂都往后方转移。战干团也奉命西迁,跋涉约30个县市后,最终驻扎四川綦江。因为前线干部折损严重,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正式训练不足一年,便于1939年秋天毕业。恰逢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批同学直接分配到长沙,遂有同学壮烈殉国。我留校当了区队长。

  战干团不幸成为了国共党争的牺牲品。进校之初,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教育长桂永清还经常邀请共产党人来校,我也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春天,战干团秘密“清党”,审讯拷打过一些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甚至有人遇害。我那时还接待过一位重庆来的学生家属,陪她到团总部寻亲。该事件惊动了重庆,桂永清不得不出国“考察”以避风头。

  战干团于1941年被裁撤,学员学籍一律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我们被合并为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期学员,我也领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央军校生佩剑。

  1941年,我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起初到特务营里当排长,一年后又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我亲身经历了抗战后期山穷水尽的局面。战时经济濒临崩溃,全国海关尽失,也丢掉了大部分工厂,国民政府税入去了一大半,但是开销增加十倍不止,不得不饮鸠止渴,滥印钞票应急,结果物价飞涨。我当排长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而到1944年,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仅值战前的三十分之一。

  前线抗日官兵严重缺乏补给。54军身为中央军的嫡系精锐,装备已经相对杂牌军精良,但我们那时穿的军服都是粗麻编织的,染成了草绿色,像个麻布口袋。士兵们还吃不饱饭,米里掺了很多稗子,天天吃盐水煮青菜,几乎见不到肉。

  最头痛的就是逃兵不断。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死伤官兵321万人,其中光阵亡的将士就达131万人,死亡将军256人。但当时能募兵的都已经招募了,最后募不来就干脆抓了,可是兵进了部队却吃不饱、穿不暖。我当连长时,经常会有兵出逃,一逃就是四五个。我们只能对士兵加紧看管,有逃兵就去抓,找不到了,只好再就地补充兵源。

  我连里的兵年龄都不大,有的还不到18岁。听说后来征兵,10个人中只有3个勉强够得上健康标准,而这三人日后还被送到了远征军为国出战,可见当年国民党军队抗战之艰苦。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抗战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大遗憾。中华民族全民动员,八年抗敌,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件事情。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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