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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的忏悔和赎罪:我曾“揭发批判”张闻天

口述┃何方 撰文┃周海滨

2011年04月01日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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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还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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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1年3月刊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88岁的何方192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五期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先后在承德、哈尔滨、双城、东丰、辽阳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

  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年届耄耋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 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也并不关心会议情况,还是像往常一样,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二十年的煎熬。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张闻天,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我们谈话时比较轻松,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事情会有那么严重,还照样嘻嘻哈哈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是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让一个被认为“里通外国”的人去研究国际问题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嘛对国内问题发起言来了?他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还做出失足状。谈话间,通讯员送来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写道:“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同志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告辞时还说过几天再去看他。哪知这竟是我向景山后街甲1号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由萧扬帮我打点运回。

  当时我虽然大吃一惊,却仍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想到会影响自己一辈子。我当时心里想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为张闻天的命运而惋惜,另一个是也想到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一定会受牵连,但又以为没什么了不起。由于要严守纪律,我自然不会告诉妻子,所以连她也没感觉出来。

  过了几天,召开外事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好像一下揭开了油锅盖,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火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见过。

  这样大轰大嗡了可能一个礼拜左右吧,每天去中南海开的外事会议就慢慢降温了,会议内容也变得很单调,只是集中攻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就只剩下张闻天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小批支撑门面、找岔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

  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但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问题上去了。据他的夫人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拖拖拉拉开了大约两三个礼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也只好停开了。后来再和军委扩大会一起听了几天中央领导的讲话,外事会议就正式宣布结束,反右倾的批斗战场也从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责任编辑:吴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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