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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文革”后一窝蜂地烧香拜菩萨

石天河

2011年05月26日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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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中青年人,其中不乏白领的帅哥、红妆的倩女,有一定身份的国家干部,有相当学历的知识分子以及气宇轩昂衣装阔绰的商人,曾经煊赫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等等,忽然一个劲地挨挨挤挤,挤到庙子里去拜菩萨、烧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杂酱味……

  本文摘自《书屋》2011年第4期,原题为“对信仰危机的体会”

  

  我喜欢读书,年轻时候把读书看成是追求真理的门径,觉得书中虽然不一定有“黄金屋”,不一定有“颜如玉”,但书中有我不懂的科学知识是实在的,我只要沿着科学知识的理性途径去寻求真理,即使我学问不够,发现不了真理,路子总不会错。后来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一些其他哲学家的书,虽然我读得半懂不懂,可觉得,康德已经看透了,人的理性的作用是有极限的。纯粹理性认识往往在极点上出现“二律背反”,并不能确切地认识什么是真理。而且,人要对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下判断,也并不只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还有主观爱憎和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至于要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付诸实践的行动,能不能下决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邻居起火,有一个小孩关在屋里,照理说,应该见义勇为去救人,但你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还是只能凭你自己的良心决断。哲学家说,人的自由意志会在道德意识的驱动下作出合乎道义的选择,我觉得那“道德意识驱动下的自由意志”,无非就是和中国人说的“良心”差不多的东西。我有时候觉得,哲学家讲的道理总不免于有点“玄”。因为,我想来想去,并不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良心,即使都有良心,也不一定都能按合乎道德的准则去行事,而且,人的心似乎是个瞬息万变最难于猜度的东西。中国哲学里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西方哲学里康德和许多哲学家都说“性善”,而黑格尔却认为“说性恶比说性善”是“说出了更深刻的道理”。(对不起,我这里都没有引用原文,只是凭我的记忆和理解在作概略性的转述,并不一定准确。)由是,我对哲学总觉得我学力太浅,钻不透,我大概也当不成哲学家。后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觉得他们的哲学,不但那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非常新颖,而且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追求真理的路向,并不只是在哲学里面绕圈圈,几乎是撇开了哲学,沉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真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似的,觉得这才是找对了路!

  从我认为“找对了路”那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就渐渐成了我的“信仰”。后来,有什么问题,就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思考。久而久之就很自负地认为,只要我说的话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不论你怎么批判我,我决不认错,因为那是“坚持真理”。后来,为“坚持真理”碰了许多钉子,最惨的那一次,几乎碰丢了小命。虽然有时也觉得,自己这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未免有点傻,仍然认为那些“不坚持真理”的人,虽然比我聪明,其行为与做人的品格却是不足取的。人不仅应该“坚持真理”,而且应该像屈原那样“虽九死而不悔”,才合乎中国传统道德那“智者不惑、仁者不移、勇者不惧”的标准。如果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不坚持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的准则,那还怎么有脸活下去呢?——就靠着这样一些中西合璧的“信仰”,我居然窝窝囊囊、赖死赖命地坚持着活到二十多年后的出狱平反。而且,出狱之后,我更加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是靠“信仰”支撑着的,无论如何,决不可以没有“信仰”。

(责任编辑: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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