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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高岗去世的现场目击

力伯畏   口述 王凡  整理

2011年06月03日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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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刻间,苏联专家也赶到了,我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联专家到来后,才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的时候,我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胶囊,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现场的医生们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

  在新中国的中央医疗保健机构创建初期,力伯畏即负责党和国家领袖的医疗保健工作。当时几乎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数位副总理、十大元帅除朱德以外,都曾是她负责的保健对象。20世纪60年代初,她任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副主任。在这一岗位上,她有了许多不寻常的经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自杀之际,她都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医务工作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是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突然病逝。这件事也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做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主治医生黄树则、医生刘佳武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甚至他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正因为此,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他没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只好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来收听隆重盛典的实况转播。

  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医疗专家们为任弼时做了认真的检查。在会诊的报告上,苏联医疗专家们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征,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在刘佳武等人的伴随下,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病情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原本240mm的高压降到了160mm,处于基本正常水平。

  身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别的领导人政务胶着、宵衣旰食之际,自己却始终作为一个病号,成天与医生和药剂打交道,涉足范围不出病房和疗养院,内心十分苦恼。所以当病情有所好转,他便急切地要求回到祖国,与战友们一起分担繁忙的政务。

  5月,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为任弼时做了全面检查,认为他在苏联的医治和疗养已显成效,可以回国适量地参与工作。5月28日,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北京,他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

  我们的直接领导、中央保健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军委保健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傅连,在看了苏方的体检报告后,随即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拟写了一份有关任弼时病情的报告。傅连在报告中写道:

  “苏联大夫的诊断为:一、高血压,糖尿病。二、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

  “他们建议:一、自今日起休息两星期(5月29日至6月11日止)。二、每日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四小时。(意开始先做二小时)。以后根据病情可以酌量增加。星期日必须休息。三、9月1日仍要到疗养院再休养一月。四、经常要有医生照顾他。弼时仍拟以苏联大夫白祖比克为他的主治医生,我亦同意。”

  在初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遵照医生建议,每天只是在家“练习工作”,不过二至四小时。然而,眼见新中国诞生初期纷繁的工作头绪,战争、经济、内政、外交……各位领袖都比新中国成立前更为忙碌的情景;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远东局势骤然紧张,任弼时再也无法安于自己置身事外的修养状态,马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分担中央的部分工作。

  任弼时在信中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一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5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因此我觉得还是照医生意见开始每日工作四小时为好……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毛泽东见到任弼时的信后,即做批示: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就根本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小时内,结果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9、10月,是原定的休假时间,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

  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开会商议相关事宜,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任弼时也出席了会议,而且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也参与议事拖到午夜。在10月5日的会议上,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潜伏下病情骤然加剧和突发的危机。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战役打响的前一天,10月24日,他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同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中有毛泽东亲拟的《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电文。在转战陕北期间,任弼时曾和毛泽东一起在前委指挥作战,故而对这些关涉入朝第一战的文稿十分重视。

  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住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我突然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她要我找傅连,说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此时,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我知道类似早晨起床后感到头疼不适的情况,任弼时在以前也曾出现过。我放下电话同傅连打了个招呼,就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在景山东街的任弼时家。我进屋看见任弼时,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马上就掉下来了,而且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压,就赶紧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血压很高。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汇报,傅连马上就赶来了。傅连发现情况严重,马上请陪同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同时通知几位中国的著名专家也前来会诊。苏联专家接到通知后,不久就赶到了;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蹇、内分泌科主任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也陆续来了;属于中央保健委员会系统的医生则有傅连本人、延安时期就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金茂岳、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和我,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工作。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傅连遂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通报说:“任弼时同志今早7点发生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通报发出后,获悉此讯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来到任弼时家看望。我记得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有公务在身,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他走时和我打了个照面,他对我说:“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啊。”

  根据那天也在场的王鹤滨回忆,抢救过程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来了。杨尚昆听张孝蹇综述了专家们的诊断后,悄悄把王鹤滨拉到一边,低声问:“鹤滨同志,你看弼时同志的病情怎么样?”“病情很严重,脑出血量很大,恐怕不行了。”王鹤滨据实相告。

  在任弼时进入深度昏迷之际,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琏来了,他们建议对任弼时进行针刺急救。在征得陈琮英同意后,朱琏实施了针刺救治,但未能奏效。时隔50年后,王鹤滨分析说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及时确定出血部位,开颅止血,或许能有一线生机。可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还是很难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患者面部鼓胀的血管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无血的苍白……”

  10月27日中午12时36分,任弼时与世长辞。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书记。为他送葬时,毛泽东亲自扶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最高领袖为之执绋。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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