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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的明史观错误

陈梧桐

2011年06月22日10:5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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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片面。

  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四辑,原标题为“《万历十五年》质疑”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买来一读,却觉得虽然视角比较独特,写法比较新颖,但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得出的结论也难令人苟同。此后,媒体对它仍好评如潮,三联书店还把它列入“黄仁宇作品系列”于1997年再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使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最近又从书架上取下这部著作,重新研读。反复揣摩的结果,不仅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还发现此书虽然在总设计上属于“大历史”的范畴,但主要的研究方法却是“以论带史”的老套路,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受某些人的热捧。何谓“大历史”?黄仁宇自己从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学术界的表述也是歧异迭出,令人莫衷一是。不过,综合黄仁宇在不同场合的有关论述,人们还是可以大体把握其要领的,这就是: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强调抓“大环节”,通过透视社会组织结构和群众运动,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变化规律;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综合归纳和技术分析即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理分析。黄仁宇所提倡的这些观察研究历史的方法,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如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似乎就脱胎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又不及司马迁深邃;强调对社会组织结构及群众运动的考察,则源自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不过,将这些研究方法综合加以运用,并冠以“大历史”之名,确是出自黄仁宇的创意。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为己所用,这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好事。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历史观不科学,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不能违背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这就是必须先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起,弄清事实真相,然后以之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做到论从史出。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有生命力。否则,违背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以论带史,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方法也是白搭。

  《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先说历史观的问题。黄仁宇1936年入读南开大学,抗战时入伍,1950年负笈海外,在美国攻读历史专业,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教育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他的历史观特别是对明清历史的看法,自然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黄仁宇在谈到其“大历史”观的形成时,曾提到许多西方学者对他的启示和影响,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斯密还运用近代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的原因:一,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二,对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商业的轻视;三,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极限。斯密的这些观点,成为此后19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格局形成时,西方中心论者的中国“停滞论”的理论的源头。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将中国“停滞论”加以理论化。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认为欧洲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西欧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合理的、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西方近代所独有;中国儒教的道德观中缺乏“与世界发生紧张状态”的思想,因而不能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韦伯还为资本主义设计出一套理想的范式,再以之观照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受儒教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所以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此后这种中国“停滞论”长期盛行于西方史学界,尽管花样不断翻新,本质却始终未变。

  黄仁宇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指导之下开始从事明史研究的。他1974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下简称《财政与税收》),就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提出所谓明代“倒退论”的观点的。书中说:“明代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周邻视为竞争对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价。在明代统治者看来,他们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政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明代后期缺乏各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和条件。”“15世纪下半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这种“僵化”、“倒退”,不仅为清王朝所承袭,而且还影响到今天,“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这部著作所得出的论断,奠定了黄仁宇明史观的基础,成为他写作《万历十五年》的指导思想。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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