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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的幕后推手

孟祥才

2011年08月22日16:5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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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

“文革”中的戚本禹丶王力丶关锋丶穆欣(自左至右)。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原标题为“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

  1964年9月我考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这时我才从所里同事那里知道戚本禹原在中央办公厅任信访科科长,后因发表几篇影响很大的史学文章,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1965年底,我们这批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自劳动锻炼的农村回到北京,这时,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已经在《红旗》杂志发表。这篇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文章在当时“极左”氛围越来越浓的时候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史学界人人必读的文章。第二年三月初的一天,当时历史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郦家驹召集应永琛、朱大韵、李斌成、程喜霖和我五人开会,说是戚本禹找到历史所领导尹达,要求历史所找几个人到《红旗》杂志帮助他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们五个人去。郦说:“戚本禹这个人说话很冲,你们要小心谨慎。”

  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个人一起到了位于沙滩的《红旗》杂志编辑部。这里原是老北京大学的校园,临街的红楼曾是李大钊、毛泽东工作的地方。大院北部的一座楼的墙壁上还依稀可见用红漆写的“民主广场”四个字。当时《红旗》杂志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两个单位在同一座楼上办公。这座楼是新建的,共五层。大概为了与前面的红楼协调,这座砖石结构的大楼使用的建筑材料也是红砖红瓦。这座楼尽管不高,但楼内装有电梯,室内装饰也比较考究,一律木地板,有的室内还铺着厚厚的地毯,较之历史研究所显得高级多了。

  《红旗》杂志在四楼办公,我们五人被安排用两间办公室,室内写字台、沙发椅、沙发一应俱全。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字本的《参考消息》,而在历史所它只能在所级领导中传阅。也是在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我第一次知道中共中央有一个理论小组,组长是康生。到《红旗》杂志后,是戚本禹的助手张玉铭为我们安排了一切。安排停当后,戚本禹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在历史所工作是很幸福的,因为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前几天《光明日报》的记者找我,问我史学界的情况,我告诉他,尹达是史学界的‘左派’,你可以找他了解。”接着他布置我们的工作,协助他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可以利用中宣部、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图书馆的一切资料,具体事宜找张玉铭解决。此后,我们就开始了工作。先拟订提纲,经几次反复,最后由戚本禹定下来。接着我们找来了毛泽东所有著作的版本,一篇一篇地读,按提纲要求将需要的资料抄录下来。戚本禹有时过问一下我们的工作,有时也就史学界的一些问题随便议论一番。有一次谈到项羽,他说:“史学界有人将项羽定为六国旧贵族的代表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出身是楚国旧贵族,但当时他是农民起义军统帅。项羽在新安坑降卒20万,错误严重,但也是出于农民对统治者的仇恨。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如同意,以后咱们一起写篇文章,让史学界热闹热闹。”

  一次,大概是我们到《红旗》工作十多天后,戚本禹让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进去时,他正打电话。他对对方说:“我看不要批了!”他放下电话,对我们几个说:“刚才我打电话给郦家驹,给田昌五讲情,要他们不要批田昌五了,让田写写批判文章么!”我对他说的话摸不着头脑。后来应永琛告诉我,1964到1965年的海阳“四清”结束后,历史所党组织对田在那里的“错误”进行批评,并做了组织结论。“文革”爆发后,田昌五在一次大会上说:“海阳‘四清’中的问题是刘导生搞的,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说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我这才知道田对历史所党组织对他的批评耿耿于怀,此事大概不了了之。戚本禹与田昌五的关系一直不错,1967年江青的讲话稿《为人民立新功》发表后,因为其中涉及《战国策》上的一篇文章《触詟说赵太后》,戚就让田昌五将该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次戚见到我们,还提起这事说:“我那是让田昌五亮亮相么!”

  1965年底,孙达人发表了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轰动。1966年3月份,《光明日报》就“让步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学术座谈会。当时北京史学界的名流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等都参加了。戚本禹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在会上我看见你老师了,侯先生说他从来没有讲过让步。翦伯赞看见我,赶过来要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最近我还准备写批判他的文章呢。”

  第二天我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学术座谈会的纪要,已经感到巨大压力的翦伯赞在会上再也不敢阐述自己关于“让步政策”的观点,只是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讨论。没过几天,戚本禹、林杰、阎长贵联名发表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翦伯赞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应该批判》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我们最先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并且都仔细读了。当天晚上,戚本禹没有回家。吃过晚饭,他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故宫和景山附近散步。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那篇文章。戚说:“这篇文章写得有点粗糙,因为是几个晚上赶出来的,我们一边写,印刷厂一边排,看了三遍清样,就去找康老签字了,以后又送《光明日报》连夜发排,所以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我还得向李斌成表示歉意,他也参加了写作,名字没出现。”我这才知道李斌成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之一,还很为他没能在文章上署名抱不平。戚问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们当然都说好。我说:“整篇文章高屋建瓴,气势凌厉,翦想反驳都不敢。文中开头几句写得好:‘当今鼓吹资产阶级史学的挂帅人物,吴晗算一个,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戚听了很感兴趣,问:“好在哪里?”我说:“这里的‘此’字用得好,一下子将翦给突出出来。如果将‘此’字换成‘这’字就平淡了。”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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