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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廖伯康冒险入京反映四川大饥荒实情

林雪

2011年09月15日11:06  来源:《文摘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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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对杨尚昆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责任编辑: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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