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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并最终自杀灭口的真相

叶永烈(文史学者、作家)

2011年11月09日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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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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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原标题为“关于田家英之死”

 

  海外经常会“精心编造”关于中国政坛的种种荒诞的政治谣言,诸如“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所写”、“彭加木出现在美国华盛顿餐馆”等,还有所谓“田家英是汪东兴指使内卫枪杀”,甚至还谣传所谓“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 2002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称田家英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这篇文章在海外广为传播。其实,所谓田家英是“他杀”,纯系子虚乌有的讹传。)

  我曾采访过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死相关的当事人田家英夫人董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还采访了田家英挚友、毛泽东通讯秘书李锐。现把我采访所得的情况,记述如下。

  【田家英夫人谈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我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录了7盒磁带,她很详细回忆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谈话磁带。

  董边说,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这天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

  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据董边记忆——作者注),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人神情严肃。“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作者注),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

  关于“三人小组”,笔者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深夜,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

  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电话,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董边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但知道他心里如割似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董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才过去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

  夜深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是正房住家,右边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吃过早饭,快到七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并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田家英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董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回竟是与他的生离死别。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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