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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帅中为何刘伯承最先被打倒:与彭德怀早有很深误会(2)

黄禹康

2011年12月16日09:53  来源:《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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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随着军队任务发生霄壤之变,加之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者个人专断作风渐生,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还是进攻吧!”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当时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的是刘伯承。

  事后,话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会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步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分别参加了国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营垒。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几份儒雅,彭德怀则多几分勇武。但由于脾气秉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能及时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并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说明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却始终没忘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纠葛渐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敌4.3万余人,拔除敌伪据点千余个,期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彭德怀与刘伯承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两人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去延安。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护送连的连长为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他们来到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刚住下准备休息,忽有情报人员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到村外青纱帐里躲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奈,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了,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人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当时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就是过早的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责任编辑: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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